不过高岳清楚，这只能算是“两年两熟”，并不是很多资料里所说的，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我国即能实现的“两年三熟制”，因为高岳的这种耕作模式只能说是“套种”，而非两年三熟所必需的“复种”。

所谓套种，就是把田地分区，各种各的作物，互不耽误；而复种，则是在同一田地，轮复种植不同的作物。

为什么复种和两年三熟这么先进的技术不用呢？很简单，因为泾州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或者说在明清前，中国北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即人少田地多），对于营田的士兵来说，一家子都要负责一百亩地，你让他二年内对田地精耕细作，种完这茬又接着种下一茬，再收割数次作物，还要承担练箭任务，这种“复种”的疲累程度没人受得了。

而套种的负担就轻得多，耕作方式粗放些也毫无关系。

所以高岳身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排在思维的首位：在地广人稀，人均田地很多的情况下，增大开荒田亩面积才是最实用的增产方式，而非采用不切实际的“两年三熟制”。

故而直到人均占地越来越紧张的明清时代，两年三熟制才真正普及推广，田地少了才会搞精耕细作以求增产，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他曾对段秀实说过，要于泾州推行稻麦双种法，后来经过缜密思索，也放弃了这个行为，因为稻子想要出产量，非得选到良种，开掘水利，精耕细作不可，这对军队营田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远不如种粟、荞麦和小麦等作物来得方便高效。

营田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百里城的设施也在慢慢完善，高岳和泾州军府里的姚令言商量好，派人前去泾州西诸多山岭里免费砍伐树木，再运来在城中，继续营建烽燧、旗亭、驿站和邸舍。

不久，得到女婿书信的崔宁，主动上奏朝廷辞去其他使职，只保留灵州大都督之务，其后离开坊州，前往灵州坐镇，继续招抚党项诸部落。

朝中的杨炎虽然愤恨，可也不敢加以刁难。

接着崔宁就再次上疏，称之前泾州安西行营兵变时，他曾在渭北之地招募一万蕃汉“权益兵”作为平叛后备，现在兵变已息，这一万兵可全都解散，但其中有三千本属庆州的“东山党项”，该部逐水草而居，现已迁徙到泾州北的临泾处，为免他们被西蕃裹挟劝诱，请陛下思量处置方案。

“高岳现在不是泾原方镇的押蕃落使吗？这事教他晓谕镇抚。”皇帝回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