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皋的意见是，不可以遵循朱泚的想法去买回纥马。

“我唐先前，自外蕃如突厥处买马，秉承的原则就是‘计价酬答，务从优厚’，开天时一匹马居然需四十匹大练绢布。如今回纥依仗协助我唐平叛有功，每年都要驱赶大批马匹来互市，并定数强卖，国库每年都不堪重负。”

韦皋这番话所说的意思，即是指出唐蕃政府名义的“马市”弊端，唐朝和天朝历代大一统政权差不多，喜好以“上国”自居，周边国家来做生意都有“朝贡”性质在里面，为充脸面往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唐玄宗时期在西州（唐灭高昌国后，建西州，曾改名交河郡）马市上，一匹上好的突厥马也不过二十匹大练绢布而已，可一旦纳入“朝贡体系”就翻番，价格飙升到四十匹，这也算是唐政府多花钱笼络蕃胡的一项国策。

不过唐朝每年买个三四千匹马，用于马政配种或禁军骑乘上，虽然钱是没少花，可对于国防的意义非凡，算是不得不失。

安史之乱后，回纥取代了突厥成为唐政府唯一的“马市”对象。可回纥却强横的多，也贪得无厌的多，每年唐朝皇帝都要送给灵州大都督二万匹绢，专门用来赏赐回纥。可回纥不满足，还要求唐每年必须买它六千匹马，这六千匹可以算是“强制性基数”，此外每匹马的价格也是相对固定的，不受市场波动影响，即四十匹到五十匹的绢布（钱和其他东西，回纥不接受）。

可问题来了，开元天宝年间唐朝正处盛世，河南、河北、江淮、东南都出产大批绢布充当货币的角色，那时一匹绢布价格大约只需二百到四百文钱，取最高数的话，一匹突厥的朝贡马值四十匹绢布，大约也就十六贯钱而已；可肃宗、代宗时期就不一样，整个北方经受战争摧残，户口是十不存一，绢布只能靠江淮、东南输入，加上币制混乱，使得绢布价钱飞涨到几乎四贯一匹，那么一匹回纥马居然相当于一百六十甚至二百贯钱，足足是开天年间的十多倍。

这也是盛世时唐朝拥几十万匹战马，而如今一个边陲重镇也就寥寥两三千匹战马的重要原因。

回纥每年强行送六千匹马来，朝廷必须含泪买下（肃代时期因财政困顿，甚至要大臣交俸禄钱来充回纥马价），每年耗费平均都在二三十万匹绢布。两税法推行后，皇帝李适的大盈库一年用度也就三十万匹绢布左右，所以所谓的回纥马价构成唐朝政府一项沉重的开支。买了马后，朝廷又没钱（钱都用于买马了）营造牧马监，也不敢放心送给方镇牧养，买来的马一年都要白白死掉十之六七，第二年回纥又驱无数的马来了......原本盛唐时期运行良好的马政，至今已算是瘫痪。

非但如此，跟着回纥来的胡商异常狡诈，他们在得到高价卖马的绢布后，在返程途中经过北塞骆马互市时，用这些绢布以市场的低廉价格，大肆从党项乃至唐军方镇那里买马，次年一转手，又以高价再卖给唐朝皇帝，这样不但可以牟取巨额利润，还能破坏唐军马政，削弱唐军的战备。

如果唐朝皇帝拿不出绢布来，或者还不起欠债，回纥骑兵就堂而皇之劫掠塞北、河东的人畜，并称之为“刮城门”、“索马值”。

所以说到这里，韦皋和高岳都非常愤怒，一致认为这个制度若是不改，唐军永远强大不起来。

因回纥每年给唐朝的马匹所值近二百贯钱一匹，他们在出售河朔三镇（即卢龙、成德、魏博，其中卢龙也称范阳、幽州）时马价标的也是出奇的高，每匹也要百贯钱，故而朱泚说回纥马商在我“朱郎”的面子，你俩从卢龙那里买马来，可减到五十贯一匹。

那样一万贯，也只能买二百匹而已。

于是高岳就悄声附和韦皋说，“不如把这一万贯钱，换个方式来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