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钱，都是有标准重量的，历朝历代有所不同，唐代的开元通宝通制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也就是一枚铜钱重1钱。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清朝通过增加含铅量，让制钱看起来厚重。但主要价值还是那些铜，所以周琅打算通过削减整体重量的方式，削减含铅量，达到节省铅，又不影响铜钱重要价值的目的。

周琅将铜钱比例提高到了铜9铅1的比例，尽管整体重量和大小都跟满清制钱一样，是1钱4分，但重量并不是保持不变，因为周琅铸造的铜钱，一枚面值两文。因为含铜比例是满清制钱的两倍多，所以价值反而是稍高于满清制钱两枚的。古代的制钱，基本都是一文钱的小平钱，偶尔有当十、当五之类的铜钱，也数量极少，往往在皇帝登基、大婚之类的日子铸造，属于纪念性质。周琅大量铸造两文面值的铜钱，也算是创举了。

周琅铸钱的目的，并不在于铸钱获利，而是为了给印刷纸币做准备。所以他铸造的铜钱一定要成色十足，比满清的制钱更有价值。

除了铜制钱之外，还开始铸造金银币。金银币的形制跟西方银元不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铢钱形制，也就是跟铜钱一样的孔方兄，由于中间有个方孔，又重达一两，所以通过水力模具压出来的银币，比重七钱左右的西方银元要大很多，也比中国传统的一钱左右的金银币大的多，简直就是一块银牌。金的密度接近银的两倍，铸造出来的金币，反而巧合的跟西方银元差不多大小。

之所以银币选择了中国传统形制，又以“两”为单位，除了考虑历史传承因素之外。还是为了方便今后更好的统一币值考虑，虽然乾隆年间大量银元流入，但流通最广的还是闽粤一带，也还不占绝对主流，内地基本上都是以银两和制钱来计价，对于银元还比较陌生，和珅家藏银上千万两，银元才只有几万元可见一斑。

所以周琅也就没有废两改元，而是遵循传统。

这批金银铜制钱铸造出来之后，公行马上发布汇率，将一两银子提高到了1比1000小平钱（满清制钱），1比500公行制钱（周琅发行的铜钱）的比率。

规定制钱比例，遭到了钱庄行业的反对，他们的经营业务就是银钱汇兑，如果银钱比例固定的话，无疑会让他们的业务受到影响。说白了，钱庄的存在，就是基于混乱的币值的，如果货币汇率都固定了，谁还需要他们这些专业人士，一个老百姓都知道1000文钱就是1两银子，那谁还会到他们这种专业的钱铺里兑换呢，两个人之间自己就做了。

伍秉鉴通过拉拢银号行业，告诉他们以后公行铸造的金银币甚至制钱，只要他们能铸，也交给银号的铜炉来铸造，并且写进公行公约中，规定之后公行行东可以为公行铸钱。但同时又不限制银号自己铸造银锭。公行要铸造的金银币，第一笔就是上千万的数字，银号行无法拒绝，于是坚决支持伍秉鉴。

当铺行业则对混乱的币值无所谓，至少他们对这方面没有切身利益，反倒是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他们的风险，所以他们乐意公行规范银钱比例。而且伍秉鉴暗中告诉当铺行，会给他们一大笔低息贷款。于是当铺行东们决定支持伍秉鉴。

在当铺和银号行业行东的支持下，伍秉鉴压制钱庄行东，一次次成功提高了银钱比率，并且宣布保持在1两兑换1000文的固定价格上。

经过这一番操作，伍秉鉴等于通过公行收编了银号行，因为当公行铸造的规格一致，数量惊人的银币流入市场后，银号们自己铸造的不同类型的银锭顿时失去了作用，渐渐沦落为接受公行铸币订单的铸币厂角色。

当铺行业则是被拉拢了，得到充足资金的他们，抵押贷款的业务蓬勃发展，灵活经营的大小当铺接受各种资产，甚至有的当铺连牲口都愿意接受，车船房产等当然更不再话下。由于当铺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早就是一门成熟的行当，两三万资产就可以经营，上到王孙公子，下到平头百姓的生意他们都做。

一时间金融行业中抵押贷款这个业务，迅速在广州快速扩张起来。大量当铺开办，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大幅度下降，从过去的高利贷级别，迅速下降到普通商业贷款阶段，但依然比金融行业发达的荷兰、英国的资金成本高，那些无法得到公行低息贷款的普通中小商人的资金成本普遍在1厘以上，但已经普遍低于2厘了。高利贷行业，在广州渐渐退出历史。

钱庄行业则备受打击，银钱兑换买卖的业务大幅度萎缩，只能局限在流入银元跟制钱之间的兑换业务，就在业务日益萎缩，经营竞争激烈之际，伍秉鉴找到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公行的纸币终于印制出来了，伍秉鉴希望这些钱庄，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渠道，帮忙推广这些纸币，而他们将会得到三分的佣金。三分佣金并不高，可相对于成千上百万两的兑换业务来说，总体则是一笔丰厚的酬劳。反正不需要他们承担风险，这笔买卖值得做，再说他们现在也没什么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