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的职工们也还知道，这么多人吵吵闹闹的，不宜解决问题，便开始推荐人选，很快达成统一。推荐出1名老年人，2名年轻人，2名女职工，共5人代表。当他们跟着湛楚林要上楼时，还有人在喋喋不休地叮嘱他们，要如何说。县委办公楼有四层，一楼是农工部、二楼是宣传部、三、四楼是县委办公室和书记们的专门办公室。在三楼的东头是一个能容纳五六十个人的会议室，是大县议事决策的重要场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群体上访事件的剧增，县委办公楼便成了不安宁的楼，县委会也成了不安宁的院落。隔三差五的就有群体和个体上访事情，有时甚至是连日的，仿佛进入了又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不安宁期。当然，这里面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信访办虽然设在县委机关的进门处，有的上访者偏要往里闯，不找信访办，要找大领导。紧挨会议室的是县委办的秘书科，在不大的空间里摆了两张办公桌，有一张办公桌上还放着一台电脑，对角的墙边放着每个书记和办公室每个主任一格的文件柜，文件格屉被锁着，但有缝隙能插进信件。格上贴有打字机打的姓名，何书记、田书记、朱书记、聂书记、田运成书记、湛主任、李主任、羿主任、张主任等称谓。他们随时可在自己的信格上开锁取出自己的信件。在进门的横墙边摆放着条椅。秘书科冯炜忙着从隔壁的综合科里端来两把单椅。何启照坐在电脑办公桌前，几个代表挤坐在条椅和椅柄上，哪个年纪偏大点的女职工没往上挤，便毫不客气地坐在冯炜端来放在门边的椅子上，湛楚林坐在靠外面一点的办公桌旁。何启照不骄不躁地平和着脸，和软地说：“是你们作代表，你们先报一下姓名。”那老职工不客气地说：“我们上访是代表职工，还报什么姓名。他雪花头发，但很精神，是县供销社棉花公司纺纱厂的一名门卫老头，五十**，贴近退休了。叫耿长乐，人称耿师傅。何启照为了缓和气氛，忙解释说：“报名字是我们好相互称呼，并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经何启照这么一解释，有人犯鳞了，有人怒火了。也许耿师傅见多识广，担心报了姓名，象文化大革命会日后整黑材料的秋后算帐。他曾经受过政治打击，是在基层棉花采购的会计位子上被贬下来的，后来还是照顾安排了个门卫岗位。那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毫不顾虑地说：“报就报，怕什么。我叫周平虎。是棉花纺纱厂的下岗职工，我来说。”他接着恼怒地说：“厂子被那些当官的败掉了，我们有六七年没有看到一分钱的生活费。电视上说要按时发放下岗职工的生活费。我们三百多人东逃西散，生活没着落，我们不找县委找谁！”冯炜在一旁记录着，心想年纪轻轻的，不去找点事做，找点生意，靠上访能撑饱肚子。时下谁养得活谁呢！周平虎说了一通。那年纪大点的妇女就抢过话说：“我叫章元丽，过去在厂里是检测质量的。老公在县造纸厂早下岗，儿子在武汉上大学。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公司不给办退休手续。因为，我们厂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办了退休手续也没地方拿退休工资。”她转向耿长乐说：“象我们的耿师傅也是要退休的。老有所养，看政府管不管。”另一年轻女职工抢着说：“我们没有退休，也不能内退，按县委的文件应该买断。棉花商业职工按500块钱一工龄卖了，可我们一分钱不值。我们还不是棉花职工，我们又不是姨娘养的，为什么不能按500块钱买断！”何启照听着他们几个的发言，知道了他们不是经口棉纺厂的，是供销棉花纺纱厂的，便对湛楚林说：“你给供销社和棉花公司打电话，让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看是什么情况。”

职工代表们还在你一句我一语地抢着说，倾吐着心中的积怨，简直是一吐为快！不一会，县供销社的副主任林子安来到秘书科。湛楚林介绍说：“这是供销社的林主任，是包棉花公司的。他们的肖主任下乡去了，不在机关。”有人插话说：“是躲着了。他们解决不了，说得比我们还可怜的。”林子安的到来，才终断了代表们的倾吐。他扫视了一下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找棉花公司，就直接跑到县委会来了。”章元丽回驳说：“找公司有屁用！你们也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找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找县委书记找谁。”他们是抱着对新书记能解决问题的希望而来的。何启照听了他们的对话，觉得他们这么气冲冲地来找自己是有道理的。便说：“你们供销社要多帮职工解决实际问题么。不然，还要供销社机构做什么。”他的话一下把林子安怔住了。冯炜便让座给他，他又面对代表们，接着说：“我已经听清了你们的意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职工的生活费；二是比照棉花商业职工的标准500块钱一年买断工龄；三是要参加养老保险。”他停了下，有人忙插话说：“还有，要清帐，给职工一个明白的交待。”他便转向林子安说：“你们早就应该着手研究解决。”林子安听着何启照的训话，就象是一口不知企业实际的官腔，心里就不服气，反正40多岁的人了，也无所谓了，再说这个空虚的副局级还是凭自己的实力竞争留住的，再说供销企业不行了，到世面上说话也不起作用。便说：“何书记，我本来是要退下来，和他们一样下岗的，谁知机关人员投票还是推荐了我。这其实不是好事，连县社的工资都没有出处，不然我就出去闯了。您说的确实是对的，应该为职工为点实事，况且他们提出的要求并不高，可就是企业做不到，没有钱一切都是白谈。让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启照万万没有想到一名企业的领导，素质会这么差，心中窝火着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发火。鼓了下腮邦，便反问说：“那全县那么多下岗职工，总不能都来找县委要饭吃罢。那棉花商业职工为什么又安置得好些！”林子安解释说：“您批评的对，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但棉花工商是分开的两口锅吃饭，两本帐核算，两个开户行。发行的钱不能挪到工业上安置职工。这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湛楚林便起身，将林子安邀到室外的走廊上，轻声地说：“林主任，何书记还等着要下乡，你先把人领回去，多做做工作，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再写报告来。总不能老这样占在县委办公室里吧！”林子安这才松口说：“我试看，不知他们听不听我的。”

林子安回到秘书科的坐椅上，便说：“耿师傅，你们听我个劝告，何书记还有其他的事，你们跟我回去，到县社里，我把你们的金经理通知到场，坐下来解决。问题还总得在企业内部解决，县财政总不会给我们一分钱吧。”年轻人忙说：“你想哄我们呵，休想！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何启照望着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果敢地说：“你们的主任在这里，我限他们一个月内解决你们所提的问题，不解决，再来找我。请你们相信。”又见林子安无可耐何的，又说：“你们的情况都反映了，就是要钱到银行去了，总得一个办手续的过程吧。你们都回去。

楼下的人叽叽喳喳的，见代表们上楼了好长时间还不下来，有人象点火似的一提议，众人又一下子都涌挤到三楼，把个窄窄的县委办公室走廊内外，屋内屋外，塞了个水泄不通。这时，湛楚林凑近何启照，悄声建议说：“何书记，是不是让办公室打个电话，叫商县长来吧？”何启照目光照着众人，点了下头。随后又站起来，对大家说：“你们的要求又想要我解决答复，可我让你们其他人别上来，你们就是不听。那让我怎么来给你们解决问题。”耿长乐忙站起来，板着脸对大家喊：“你们都下去守着！何书记正在给我们想办法。”他在给县领导戴高帽子了，灌洋米汤呢。立刻，职工却起哄了：“你们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今天是不走了，就在这里过夜。”何启照还是忍耐着性子大声地说：“县委、县政府知道你们的困难，我也很理解你们的心情。”正这时，头发有些秃顶的商副县长赶来了。他顾不得和何启照打招呼，只是和他对了下眼神，见他紧锁眉头，愤而不怒的样子，忙转向众人说：“你们谁为头？”有些人喊：“不是谁为头，我们都是职工。”商昊岚并没有被喊声唬住，还是镇定地说：“你们静一静，听我说句话。”吵喊声有些减弱，他接着说：“我准备直接去找一下发行的杨行长。把库存棉花再销一点，把销售的资金通过棉花公司调整，让你们同棉花商业职工一样享受买断。再关于养老保险的事，我对劳动局的谢局长说过，也准备筹一部份资金，解决你们进社保笼子的问题。至于生活费的事，不关是你们没有发过，人家经口的所有的厂，还是地方国营，都没有发，没有钱用什么发，有钱谁不会做人啦！我们县的财政情况不说，大家也清楚。”有人插话嚷：“没有钱，那仓库的棉花不是钱！”商昊岚解释说：“库里的棉花是国家的，谁敢动。能解决你们买断工龄的钱，都是发行迫于改革的大环境的压力。其实，银行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储户的血汗钱。把银行的钱搞空了怎么办，国家要查处的。”何启照也趁机接过商副县长的话说：“商县长，他们反映的事，就由你去落实，去处理。”上访的职工都把盼望目光投向了商昊岚。

何启照总算摆脱了上访职工的纠缠，眼帘里却深深地映进了林子安那苦楚的脸像。与刚才见到的那兴奋至极的脸像相比，虽然是同一个人的脸像，却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似的。人啊，也许都有喜怒哀乐的多种变脸。何启照一路走着，一路琢磨着，他白天诉苦得那么一穷二白，又哪来钱上这种高档娱乐场所呢！一夜的消费足可花掉一个人半月的工资，谁有钱私费得起，不是私人出钱那就是花费公款了。如果县纪委能从这些方面打开缺口，定能震慑干部们的心灵。有了好的干部队伍，大县的工作才算真正有希望。他走着走着，又琢磨出一个道道儿，如果让纪委去娱乐场所拍照查实，很可能会遭到非议。会有人造谣说，大县的环境不开放，外资老板不愿来大县投资。甚至有干部会认为，有钱的老板可以潇洒，当干部的也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潇洒呢！不管怎么说，他硬是想自己回转身去，亲自去黄金海岸抓住这个林子安。但一想，这是他的个人生活，谁人能干预，允许开办这样的娱乐场所不就是让人去尽情地潇洒娱乐的吗？他只能把这些暂时记在了脑海里。驰骋的思绪载着他又不知不觉地转回到了县宾馆。宾馆2号楼二楼东头的大单间是他的暂住地。他刚刚走近暗淡的二号楼时，迎面有人喊住了他：“何书记！”何启照抬眼望见是朱思杰便说：“朱书记。”随后朱思杰伴着他向二号楼门进去，并说：“大县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待防汛工作马虎不得，必须早作准备。只要防汛不出问题，你这个书记就算没白当。”何启照拿眼睥了他，说：“是吗。”朱思杰似乎没有感悟，又说：“我想近期召开一个各流城防汛指挥长会议，分析一下今年汛期的水雨情，尽早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何启照问：“具体日子定了没有？”朱思杰说：“没有。等您的意见再定。”他见何启照没有表态，又接着欣慰地说：“听说洪湖又揭出个三百多万的冒名工程。这下有戏了。”何启照没有幸灾乐祸之感，他心里明白，三农问题是大县的重中之重，而防汛工作自然不能小视，就说：“我没有意见，就定在下个月的上旬开吧。”朱思杰说：“好！”他俩边走边扯工作，直向二楼迈去。朱思杰似乎还有心里话要去他房里，和他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