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富贵生活的想象力还相当有限。有次与朋友一起吹嘘，说等有钱了，一定要买三辆“宝马”四辆“奔驰”，而且一定要让它们全都露天停靠，任凭日晒雨淋，毫不心痛!还有位作家说，她曾经试图在小说里写一下富人在豪宅里的生活，结果一不小心就犯下“来了个朋友，于是我抱着被子去客厅睡沙发”这样的低级错误。

我只是听说，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华盛顿湖附近的豪宅造价。7500万美元，占地6万多平方英尺，这是一幢“智慧化高科技巨厦”。“甲骨文”主席埃里森则在硅谷买下9公顷土地，花上亿美元造了一座日式“皇宫”。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房子也值800万美元，由于出入贵客多，他在宅子里设置了红绿灯以维持交通安全。

中国的富人紧赶慢赶，也开始渐渐拥有属于自己的招人羡妒的招牌式、广告化的生活方式。黄集伟《非常猎艳》一书中曾介绍过他们表演性极强的生活状态，比如，杨澜“喜欢在上海居住，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陈冲则是早上在台湾吃最新鲜的牡蛎，傍晚却已飞回香港参加一个好友的生日派对，而次日凌晨，陈小姐已然飞往美国接受采访……对于这样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大多是小资式的艳羡，少数是王朔式的消解——“其实都是吃炸酱面的，装什么大头啊!”就像电影《有话好好说》里姜文演的那个结巴攻击富商刘德龙一样：“刘德龙，有什么呀，前两年，他还在那儿倒麻包片儿呢!”但是追求“由富而贵”之心天下皆同。前两天，在某本刊物上读到一段话：“现实中，乌托邦生活者在中国是突然冒出来的一群，他们出入于北京顶级四大私人会所，以‘美元的终身会员资格’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何谓北京四大会所?就是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北京中国会、美洲俱乐部。加入这些会所者“非富即贵”，各需缴纳1。5万到二万美元的会费，每年还需交1000多美元的年费。会员们要么是大商人，要么是高官，大多都是“海归”，他们在这儿的生活当然是非常精致非常“上流社会”的，这就不去说它了吧，只说一个细节：某俱乐部会员都拥有一个私人的雪茄屉，里面恒温、恒湿，以保证雪茄的质地不受任何影响。我知道有一个英语单词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那就是exclusive。一家exclusive的俱乐部意味着，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到这里纯粹是想找些志趣相投，彼此在事业上也都奋斗有成的人，共同分享一种成功的感觉。”一位会员说。这样的说法透露出会员加入俱乐部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感，通过加入俱乐部来凸显自己的身价。

每个人都有对于“身份”的追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用“大哥大”、吃西餐、开奔驰、打高尔夫球都曾经或仍然是身份的象征。在这里，形式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功能的实际价值，很多人热衷于透过身份表演来传递自己所享有的生活魅力，否则即如锦衣夜行，非常不过瘾。这种心态在一部分刚刚富起来但还没有“贵起来”的人群中尤其普遍。

但是显然，这些都比不上加入一个排他性很强的俱乐部来得更有身份上的荣耀感。试想一下，“酒吧的一角里，一位正在等候自己邀约的客人的先生顺手操起了台球杆。台球与球杆的撞击声中，午后的阳光依然有些刺眼，细心的服务生轻轻地合上了木制百叶窗的叶片。要等的人来了，玩台球的先生匆匆地走向自己预订好的会议室。而酒吧一角分隔出的中国茶道区里，旗袍打扮的茶道小姐凝立在中国风格的背景音乐里……”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环境，更能令人产生“自己是贵族”的美好想象呢?

所有的喧嚣，所有的拥挤，所有的汗臭，所有的烈日下的奔走，所有的长途车厢里的窒息，所有卑微而辛苦的劳作，都远去了，都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群人的命运。也许曾经贩过麻包片，也许曾经吃过炸酱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在这里，在俱乐部里，他们发现自己属于这里，他们衣着讲究，仪表修饰得当，他们内敛而沉着，他们高贵而骄傲，蔑视在尘土中穿行的人(虽然这些飞扬的尘土与他们的汽车有关)，他们彼此有默契，一个眼神就能相识，他们惺惺相惜，他们是用美元享受生活的人。美元呵，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