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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雨夹雪天气终于停住了，但江南特有的阴冷刺骨却愈发明显，一刻不停往衣服里钻，街头行人更显寂寥。

嘎吱一声，一辆上海牌照的丰田佳美娴熟地停在路边，下车后的常天浩意识到车内外温度不同，紧了紧身上的铁灰色阿玛尼大衣，快速朝新华书店走去。

来到这好久没光顾的地方，他习惯性地往人群中扫视一圈，没发现那熟悉的身影——这肯定不会看错，因为今天在书店的人并不多，他微微叹了口气，不再找寻而直奔向柜台。

“这几本书不知道有没有？一本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本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后一本有，前面一本……”营业员查了下电脑，“库存倒有最后一本，不过品相可能有点问题。”

“没关系，我买！”

3分钟后，拿到书并结完账的他匆匆忙忙离开。

就在他离开后不到一分钟，程雨诗进了书店，出现在柜台上，小声问：“这里有《正义论》卖么？”

营业员点头，忽然反应过来：“刚刚最后一本卖掉，那人刚走。”

她下意识抬起头顺着营业员指着的方向看去，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刚驶过路口，她咬了下嘴唇，怏怏离去……

暑假时，为了等他，她可以在书店一泡一上午，就算没手机或其他联系方式，每当他走进书店，她都会如心灵感应般地抬起头；

寒假时，他同样到书店，明明有手机可通话、可联系，却找不到她在哪。

半年过去，书店还是那个书店，人还是那两个人，场面已大为不同。

看着放在副驾驶座上的两本书，常天浩叹了口气，其实福山那本他更想换成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他很清楚记得：Identity（认同）是构建“我们”的基础，没有认同，就不存在“我们”！

他和程程之间就是把认同丢了，所以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买不到这本书也完全正常的，因为这本书还在亨廷顿先生脑海里，要再过几年才能出版，哪怕他是重生者，也不能强迫尚不存在的书面世。

离开书店的汽车，向市中院奔去。

此时此刻，在办公室里，看着桌子上一堆卷宗，孟秀丽只感觉内心阵阵心烦意乱。

虽然程卓然交代说顺其自然、让程雨诗自己思考、自己成熟，让两人关系自行调节过来，但很显然她还是没放开，依然惦记着这件事。在沉默一天后，甚至在考虑要不要主动给常天浩打电话问问情况。

理由很好找，她作为法官关心下高洋案，帮小常排解心里的郁闷和压力完全是一个长辈必要的关心。

也难怪她患得患失，功利主义总归存在。她已完全接纳了常天浩，很多时候是用看毛脚女婿的眼光来看他的。她接纳常天浩并不因为他送的那些东西——那真是小节而已。

她觉得常天浩非常不错，是个有事业、有学问、有涵养、有风度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对女儿也好，这样优秀的年轻人去哪里找？起码她还没看到可以相提并论的年轻人。更不用说还是钱塘当地人，将来连一点地域和生活习惯隔阂都没有。

虽然程雨诗还年轻，还只有大一，虽然女儿读高中时她身为母亲对谈恋爱这件事绝对严防死守，但读了大学，局面一下子就翻倒过来了，女儿还能一辈子不出嫁？还能一辈子被父母保护起来？她总归要长大成熟、踏上工作岗位、出嫁，作为母亲怎么能不帮着把关？

工作大概不用发愁，凭家里关系和程雨诗的文凭，吃政法饭绰绰有余，她关心的是姻缘。

做母亲的总希望儿女幸福。

所以她想借关心案子的由头和常天浩拉拉家常，听他怎么说，刚拿起电话，她又犹豫了，该怎么开口呢？

那天夜里还义愤填膺地在丈夫面前抱怨宋莉不是，说她堂堂一个长辈，居然落到自己亲自出马为儿子打掩护，样子难看不难看？没过两天轮到自己要亲自下场了，这若被对方知晓，是不是也该被嘲笑？

电话机拿起又放下，只剩下没来由的心烦意乱。

但她刚刚放下，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