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态环境，使水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历史罕见的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聚的水利矛盾暴露。那场历史罕见干旱再次警醒，必须加强水利建设，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水利系统顺应改革形势，在农业灌溉水利体制变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也取得一系列可观成绩，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水利在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的深层变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在一些根本观念乃至理论上，实现了突破。

对于如何使我国农村水利走出困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业水利、农业经济，有利于农民的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必须肯定的。

目前，一些体制改革的方法与试点，还面临不少具体的困难。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农业水利体制，不仅是新中国计划体制的产物，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不要以为简单地形式地搬走了计划体制，就自然而然带来一个市场经济的春天。

诸如防洪、灌溉等中国的水利，基本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将其退化为简单的企事业运作，难免损伤民众、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农业水利的过去和现状，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的必然。在建设和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不能忽视深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马克思说过，我们在谈到水时，是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水问题是如此，中国的也是如此。综观几千年中国水利史，不了解土地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懂得水利兴废的真正奥秘。现代的土地关系的变化，必然也影响水利兴衰、体制的变化。农村土地依然分散，小农的水利就很难实现组织合作与现代化。

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以灌溉、防洪为主要农事的地区，这些水利组织往往是农村社会和政权的维系纽带。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

曾凌风记得，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而此时国家尚致力于经济建设，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那么对于农村小水利的关注就可想而知了。

回想前世那空前的干旱天气，虽然重庆并没有受到像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那么严重的影响，但是还是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损失。未雨绸缪，曾凌风希望通过他的一点努力唤起人们对农村小水利的重视。在曾凌风的这个计划完成后，重庆的农村的生活状况必将有很大的改善，邻省见了效果，效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那么曾凌风也算是为那些可能受灾的人们尽了一份力量了。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曾凌风的农村小水利计划得以顺顺利利的实施，整个新重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的热潮。

在这个计划里，将会在重庆境内的长江各支流和支流的小支流上建设500余座各型水利设施，基本上每一个区县都有7－10个工程项目，其中大型水库50个，中型水库200个，小型水库近300个。工程完成后对重庆的乡村覆盖率接近百分八十！

而由于工程中除了较大的项目有专门的工程队完成外，大量从当地的农民中雇佣人手，这让多达500万的农村人口从这一系列项目中直接得到了收入，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状况。

由于所有的工程选址都是精心选择的，考虑到了文物和风景点的保护的问题，所有在工程完工后非但没有损坏原有的风景点和文物，反倒增添了近一百处旅游景点，为重庆增添了一笔丰富的旅游资源。

而且大部分的水利项目都是综合型的，既考虑到了农田灌溉和饮用水的提供，也考虑到了发电。这五百多个水利工程完工后每年将为重庆市提供大约500亿度电，这基本上解决了重庆市电力紧张的问题。

工程计划三年完工，并在98年7月之前实现其中约120个项目达到蓄水的要求。曾凌风这是为即将到来的98大洪水做准备。这约120个水库的库容达到了近100亿立方米，当这些水库蓄水后，将会对长江干流的洪峰起到很大的削减作用，实现其对滞洪和蓄洪的巨大作用。

整个重庆的乡村，在小水利项目启动后，真正的沸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