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关系其实早就很紧张，米喇印和丁国栋已经把甘肃当成他们的私人地盘，甚至之前还跟吴三桂私下达成秘密协议，要西北联保自治。

他们还暗里去游说驾弘器等，想要瓜分陇右。

最后又跟叶尔羌汗国的人勾结到了一起。

至于说如今终于反了，举旗的理由是朝廷正进行的佛道改革。关陇的回回很多，这些人比较特殊。

在唐代时，随着大食的东进，就有许多中亚西域的人开始改信新月教，后来到了蒙古西征的时候，大量信仰新月教的中亚、波斯、阿拉伯的军士、工匠、商人等迁居到中国西北和沿海诸省，并逐渐与当地的汉蒙等融合。

最早回回其实在元朝是属于色目人，后来到了元末时，才算正式有回回，主要就在陕甘宁。

回回其最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以信奉新月教而形成的一个族群，本身其实是由中亚、蒙古、中原等不少族群组成的。

在后来民国的时候，有人曾说回回就是信奉新月教的汉人，其实虽不准确也不是全错，因为在西北，确实是有许多汉蒙等最后因信新月教而成了回回一员。

到了此时，陕甘的回回数量已经很多了，他们跟叶尔羌一样，信奉的是新月教，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不一样，也与汉民不一样。

回回大分散，小聚居。

在元朝灭亡后，回回和蒙古人一样，也有一个逐步内附的过程。在陕甘，回回继续垦荒种地，并不断有归附的回回迁徙过来，人口不断增加。

陕西关中、甘肃河州，宁夏灵州至平凉固原各县，回民众多，形成大量聚居点。

有明一朝，也是回回融合汉蒙等多民族逐渐形成了回回这个新族群。

明初的时候，朱元章曾经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也限制回回内部通婚，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但朱元章对新月寺和新月教却有谕旨承认保护，这也留下了隐患。

经过近三百年，明初那些在陕甘宁垦田的士兵百姓，已经繁衍生息，有了稳定的聚集区，在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形成了以新月寺为中心的文化习俗，与周围汉人区别越来越大。

明末时，陕北和甘东的回民，就在马守应的率领下，成为农民军的主力之一，在明末的风起云涌中，本就在陕甘宁地方有很强势力的回回，也是迅速的通过组建团练、乡勇，归附新朝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强力武装，甚至逐渐控制了陕甘许多地方。

朱以海也是早看到了陕甘宁回回与汉人文化习俗相差巨大，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排外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回回大有几分要在陕甘宁建立一个如叶尔羌汗国一样的****的回国的意思。

朱以海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分裂分离势力，所以他并没有一味妥协，而是果断的决定主动挑破脓包。

各地佛道改革，也向陕甘宁下旨，要求奉旨深入推行。

对新教下手，这是最直接的一剑。

尤其是朱以海直接就把新月教定为邪教淫寺，予以取缔禁止，要拆除新教寺庙，收缴焚毁新月教经书，将所有新月教寺的长老们，进行迁移入京畿的政策。

这样激烈的政策，明显是有意激化矛盾的。

而皇帝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知道，若是按照许多大臣的建议，对他们采取宽容、缓和的政策，尤其是从俗从宜，务安其俗，那后果历史早就已经演示过了，会非常惨烈的后果。

同治回乱，那是最惨痛的教训，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完全从俗从宜，那么这样下去，惨事还会重演，甚至可能真要分离出去。

要开扇窗，最后先提出推倒房子。

回回内部，尤其是教宦成为门阀，集教长、地主、先生等角色，成为事实上地方上的话语权掌握者，这些人在地方上，比汉地的那些乡绅们对地方的掌握可强多了，类似于大家族的士绅族长的权威。

教族一体，才是最关键处。

简单的移风易俗，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要跟当年大食东进传教时做的那样，才有可能改变。

朱以海故意下旨禁教，迁阿訇教职者入京，整编裁撤陇右回军等，本质就是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简单的安抚等已经行不通了。

当尼堪倒下，吴三桂被迫交出兵权进京，御营开进关中后，其实朱以海就已经开始动手了，计划是早就已经深思熟虑了好几年的，如今只是到了动手时机而已。

皇帝不仅仅是针对米喇印丁国栋不听旨意，不肯接受整编，而是要真正的夺回关陇的统治权，族教一体的变绿，将意味着一个回回国在西北建立，这是绝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