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在经冯承乾批准之后，顾祝同正式启动了攻打威克岛的作战行动。

虽然此时顾祝同已是战区司令，但是也同时是战区舰队司令，而第31舰队与第32舰队都还没有正式的指挥官，所以顾祝同仍然得指挥舰队作战，至少在攻打夏威夷群岛之前，他得身兼二职。

六月十四日，顾祝同登上了“柏林”号巡洋舰，率领舰队开赴战场。

在此前的一天，回到珍珠港休整了大约半个月的第七舰队也出发了，指挥该舰队的正是复出的斯普鲁恩斯。

南鸟岛海战之后，斯普鲁恩斯回到了舰队，只是没有担任舰队司令，而是参谋长。

虽然在南鸟岛海战中遭受惨败，但是哈尔西并没有被撤职。主要就是，在由联邦战争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上，尼米兹亲自出面，宣称在当时的情况下，换成任何人去指挥舰队作战都会遭受惨败，哈尔西在指挥的过程中没有犯严重错误，更没有违背任何一条军规军纪，因此没有理由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尼米兹甚至直接提出，如果因为指挥作战失利而遭到惩罚，那么就没人愿意担任指挥官了。

尼米兹出面担保，哈尔西自然无恙。

当然，尼米兹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可否认，哈尔西在南鸟岛海战中确实犯了错误，而且有一些还非常严重，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他身上，而是他获得的情报就是错误的，而他只是根据错误的情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就不可避免的遭受惨败。也就是说，换成其他人，如果获得的依然是错误情报，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更重要的是，指挥官不应该被问责。

说白了，如果战败就要受到惩罚，那么任何一位指挥官都会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也就不可能正常指挥军队作战。

这个问题，在此次大战中已经体现了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军兵百如山倒，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批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因为在惨败之后遭到严惩，有些指挥官甚至因为担心遭到惩罚而自决，从而导致俄军中严重欠缺优秀指挥官。比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的莫斯科反击战中，就有一位集团军司令与三名军长因为作战行动失利而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且都被宣判有罪，最终三人被枪决，另外一人则被流放。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整个大战期间，俄军中至少有三十七位将领因为作战失利而遭到了不应该的惩罚，其中被处决就有二十一人。此外，还有更多的将军、以及高级军官在作战失利之后自杀。

红俄的这种极端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俄军的斗志。

要知道，这种问责制不但针对将领与高级军官，连基层官兵也逃不过，任何人只要作战不力都会遭到严惩。在争夺莫斯科的战斗中，俄军甚至有机关枪逼着刚刚上前线的士兵向德军阵地发起冲击。

问题是，这种极端严厉的手段，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特别是俄军节节败退的时候。

在莫斯科会战中，俄军大量投降，一在主要原因就是俄军官兵担心在作战失利回到后方的时候遭到严惩。

根据部分俄军战俘交代，在踏上战场之前，他们就被上层军官高知，如果不能打赢这场战斗，他们就会被集体枪决！

对此，美军也有极为深刻的认识。

当时，在红俄，大概有一万名美国的军事顾问。虽然这些顾问名义上只是协调美俄两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负责分配美国援助的军事物资，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美军顾问去了前线，直接体验了德俄与中俄战场上的残酷战斗，也对俄军激励官兵的手段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只是没有一名美军持赞同态度。

必须承认，大部分俄军官兵都极为英勇。

比如，在基辅会战中，守卫基辅城的俄军官兵就很少有人投降，往往一个营、一个团的全部战死在阵地上。很多军人在阵亡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当时，很多俄军官兵甚至为自己准备了光荣弹。因为俄军伤员经常在接受德军救治的时候拉响手榴弹，所以后来德军很少主动救治俄军的受伤官兵。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德军甚至会用坦克与装甲车去清扫战场。

显然，俄军的激励手段太过头了。

尼米兹在听证会上提出来，就是要让那些在后方对战争指手画脚的政客知道，战争并不是凭几句话就能打赢的。

在辩论的时候，尼米兹甚至提到，如果哪位听证委员会的成员对海军提交的作战报告有疑问，他可以在太平洋舰队里为其安排一个职位，让其随同舰队出海作战，直接体验舰队作战有多么凶险与困难。

哈尔西逃过一劫，但是也因此失去了罗斯福的信任。

要知道，举行听证会就是罗斯福的意思，或者说如果罗斯福不同意，战争委员会的成员根本没有能力让尼米兹回来作证。

结果就是，尼米兹在回到珍珠港之后，不得不让哈尔西“赋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