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世在贵阳站稳脚跟后，便伸手向军政府要权，暴露了庐山真面目。他乘军政府派黔军援鄂、援川之机，恬不知耻地请求接办巡防总统，控制贵州军权。由于自治党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没有如愿。他又请求署安义提督，独霸盘江八属，建立称霸基地，以后再图霸业，也没有成功。再请求署安顺提督，又遭反对。多次呈请，均未达到目的，刘显世更痛恨自治党。

明的不行，采取暗的，走下面不行就走上面。临时国会召开各省代表会，刘显世闻讯，急电请云南都督蔡锷代选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出席，妄想捞取临时政府的承认后，利用临时国会的招牌进而篡夺贵州大权。他利用云南把贵州当成附属省这一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蔡锷没有识破刘显世的阴谋，代贵州发电给临时国会，并叫当时住在云南的刘显治、熊范舆从昆明出发，参加会议。不料贵州自选代表平刚、文崇高出席，刘、熊到后没有得参加会议，刘的阴谋破产。

刘显世屡遭失败，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凶恶，变本加厉，篡权手段文的不行，积极准备武的。时值云南军政府慨助贵州军政府军饷三万元，枪一千支，子弹五十万发。刘先将一百支好枪运到兴义，武装其乡党子弟；刘显治、熊范舆各在这笔款项中取走五千元。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了二·二事件，开始对自治党人进行屠杀。二·二事件前，由于宪政党人、耆老会人的挑拨离间，自治党内部产生分裂，造成宪政党篡权的良机。二月二日，宪政党、耆老会兵分三路，刺杀自治党主要负责人。

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逃走，杀死彭尔坤。以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击败，张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

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分尸。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

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

二·二事变发生时，由于自治党人意见分歧，按兵不动，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又被胡景棠营所阻。

事变发生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虽然如此，自治党仍然掌握贵州大权。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唐继尧到贵阳，扯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于三月二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三月二日夜李败逃。三月三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唐继尧掌握贵州军政权后，对贵州军民大肆血洗。首先消灭贵州武装，巩固政权。贵州新军第一标的二、三营驻南厂，被滇军包围。新军部分人突围，没有成功，被歼灭。有七、八百新军未抵抗，也被押往螺丝山下，用机枪全部残杀。全省的乡兵一律被解散，其他新军先后被歼。同时，宣布解散自治学社，取消公口，按册捕捉自治党人而杀之。自治党代理都督赵德全、社长钟昌祚、《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分社李永泰。。均被杀害。滇军所到之处，流淌着贵州军民的鲜血。

刘显世在这场大屠杀中伙同戴戡、周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配合唐继尧主演了这场血剧。刘显世由于卖力，得到重用，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贵州军务处处长、军务司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他的第四标王文华营，唐继尧优予补充，如滇军制改为大队，王文华任大队长，袁祖铭为副大队长。全省新旧巡防营、绿营，一律改为国民军，归刘显世指挥。刘氏垂涎已久的贵州军权，如愿以偿。刘穿着将军服，神气十足地走在贵阳街头，黔人见之，人人侧目。周素园著《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刘氏自洪箴(刘官箴、字铭之，又名洪魁、刘显世伯父)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迨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扬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关系，捕而杀之。

一九一三年，刘显世、戴戡、任可澄、张协陆等宪政党和耆老等并不满足于已得之利，密谋夺贵州大权。唐继尧掌权后，任意扩充武力，军费开支近百万元；贵州财政入不敷出，因而激化了宪政党人和他的矛盾；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密电蔡锷，请调唐继尧回滇。

一九一三年九月，袁世凯根据蔡锷电，调唐继尧回滇任云南督军。唐回云南前夕，宪政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保荐继承人。刘显世、戴戡在滇军入黔时与唐继尧水乳相融；显世弟显治和戴久在云南，与滇人关系较深，拥他二人继唐，既还政于黔人，又都是唐的部下，不会被拒绝。这样戴戡就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滇军未行，宪政党、耆老会内部为争权产生分歧：郭重光、周沆、唐尔镛不服刘显世、戴戡分掌军政大权，要求留下部分滇军与之抗衡；刘显世、戴戡、张彭年等则密商，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设宴为滇军上中下部队长饯行。唐继尧本想兼两省都督，也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黔。怎奈袁世凯的电报公诸于世，不得已，怏怏率部起程。郭重光、周沆、唐尔镛献计不成，不便留贵阳，随滇军而走。

滇军走后，戴戡和刘显世发生冲突。戴不满足于巡按使的职权，还想进一步掌握军权─兼任护军使。他认为刘显世是乡巴佬，软弱可欺，假惺惺地对刘说：贵州地方很穷，养不了多少军队，我想护军使不必设了，你可以当全省警备总司令，全部军力只要能够维持地方就行了。刘岂是善良之辈，他同样想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与戴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明目张胆地干。在当时，军政分开，刘对此并不深为理解，戴和他谈话时，他没有表态，回来召集部下商议，征求意见。大家对刘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请刘不要接受戴的意见。副官长某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刘显世明确护军使和警备司令的职权后，采取果断措施，不通过戴戡就宣布就护军使职。戴戡闻之，大发脾气，骂刘违反他的意见，公开宣称说，迟早要把贵州军政大权抓到手里。

戴戡和刘显世的矛盾产生后，戴积极进行抓军权、分化瓦解刘部下的活动。当时，刘在省的子弟兵大权在王文华、袁祖铭手里，袁与刘的关系不太深，容易动摇，且是一介武夫，无甚作用；王是刘的外甥，又是刘的侄女婿，脑筋空，处事圆滑，若把王说动，夺刘的军权障碍就不大了。于是，戴从王下手。他抓住王好大喜功的特点，经常与之亲近，每周数次和王打牌吃酒，极口称颂王的才能，称王为公，奉承王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怂恿王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不要妄自菲薄。戴的说项产生了相当影响，王的头脑开始发热，对刘的尊重不如从前，背后说刘一些小话，称刘叫老者。

刘显世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然而野心大，想问鼎中原，善于用人和抓兵权。掌握贵州军权后，在政治上依靠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等宪政党人、耆老和清朝残余官僚，建立了所谓元老派；在各机关大量安置乡党子弟，亲信随从，架空了戴戡的巡按使；在军事上，他按照办团练的办法，大量提拔亲信和兴义带去的老一团的官兵，收买军人，大肆招揽保定生，罗致贵州的日本留学生，建立了兴义系军阀组织；他再建陆军，编练六个团，第一团(即老一团)团长王文华，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第三团团长吴传声，第四团团长张云汉，第五团团长熊其勋，第六团团长和继圣。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拨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来黔补充。以后，刘又接受王文华的建议，把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士官生如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充实贵州讲武学枝，举办模范营，训练军官，培植黔军新生力量。

戴戡和刘显世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中，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时期，戴的小打小闹、小动作，同刘相比，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被刘逼出贵州。

戴戡与刘显世不合，正符合袁世凯的心意。袁早想把贵州抓在手里，只是腾不出手来。当袁解决好川、湘人事后，便图谋贵州。他先委亲信龙建章为黔中道尹，密令相机行事。袁见黔军实力雄厚，不敢造次。召戴戡进京，稳住刘显世，改委龙建章代理贵州巡按使，美其名曰调解戴、刘矛盾。龙建章任巡按使后，借职权大肆扩张兵力，封官许愿，委陈官韶为政务厅长，派李焕廷到粤请接济枪弹，拟俟力量充足，再设法除去刘显世，完成袁世凯所赋予的使命。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因护国运动兴起而告破产。。

当冯惠樱回忆到这里时，她就情不自禁地对唐继尧，戴戡与刘显世等等这些喜欢夺权，夺谋的小人，充满了防备，和杀意。

“真不知道为什么素素姐不先除掉这些野心勃勃地小人，还抚助和利用他们？”随后，冯惠樱有点不满地喃喃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