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说：“我才不在乎呢！说真的，我早就希望你辞掉所有的官衔，沉下心来搞具体的科研工作，像咱们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那样。难道不好吗？”

钱三强说：“你最清楚，我担任那些职务，从来不是为自己。既然组织上决定把我由书记降为副书记，我无条件服从。这个要紧时候，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还让我继续组织原子弹攻关，别的，我可以都不在乎。等原子弹、氢弹成功了，我就下决心辞掉一切职务，安安心心搞自己的课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钱三强被污为“里通外国嫌疑”、“特务嫌疑”，连吃苦头，甚至于被抄家，全家下放到农村劳动。但他一直坚持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从没有动摇过。

在导弹研究院，有一天院领导找梁守盘谈话，说是要给他调个单位。梁守盘一下子懵了。领导让他尽快把技术资料交一下，随时准备离开。

梁守盘临走之前，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东风二号导弹燃料偏二甲肼的毒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不甘心。他带领研究室的十几个年轻人，冒险在实验室里做试验。年轻人劝他不要进实验室，在外面指挥就行，他不干，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进实验室，大伙请不要拦我了，我谢谢大家的好意。都听我的，留下三名同志配合我，其余人退到外面。

众人似乎都明白了什么，不再争抢，默默地退到安全线以外。三个年轻人戴好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走到各自岗位上。梁守盘也全副武装起来，按下电钮，操起工具，在燃烧箱里搅拌，带有毒性的浓烟弥漫开来……为了解决这个疑难问题，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任新民听说梁守盘要走，去找院领导，问为什么突然把梁守盘调走？回答是：很简单，他有海外关系，出身太复杂，他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美国，不适合在我们这个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这是保密工作的需要，是政治需要。又说，蔡金涛也得走。还有一些人要走。

任新民说：“可眼下东风二号导弹正在攻关，这里确实离不开他呀！”

对方说：“即使工作上暂时受点损失，也没什么，政治安全，队伍纯洁，永远是第一位的。”

任新民仍然不甘心，说梁守盘这个人他了解，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他热爱导弹研制，他工作认真，你们不能随便把一个优秀科学家打发走。

对方发火了，提醒任新民，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又责问道，你为什么老替他说话？是不是你的思想也有问题！任新民只好走了。

钱学森为此急眼了，直接去找聂荣臻。钱学森说：“我是导弹研究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梁守盘、蔡金涛等专家要调走，我却不知道。说他们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那我在美国呆了20年，我认识美国很多人，我的海外关系也很多，是不是也要把我调走呢？”

聂荣臻带上钱学森，赶到导弹研究院，院一级的领导都集中在会议室里。聂荣臻态度平和地说，我今天来，是想和你们谈谈心，还是老话题，谈谈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自从反右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你们想过没有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上大学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好的比较少，一般来说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家庭，否则他就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更不要说出国留学。照有些同志那样政审，这些人统统该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尖端科技，只能靠那些所谓历史清白的人来干。他们历史虽然清白，可是，技术上却差一截，这样，你们说，能搞出导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