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讲，如果讲李自成入京后啥正事没干，也是胡说八道。当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所有地区以及湖北、江苏大部地区，皆是“大顺”政权辖地。在不停选派对地方实现真正管辖的同时，李自成派出部分军队南下，准备彻底消灭残明军队，一统天下。而且，大顺军初入城的前十天左右纪律特别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后来，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李自成在向北京进军过程中，宣布“三年免征”，兵士又无固定军饷，皆靠没收和抄掠明室宗亲、勋戚，以及富豪、官僚的家产来维持财政开支。进京后，又继续以追赃的办法，抄官门之家和没收宫中储藏金银来获得财政来源。因此，士兵“皆资掳掠，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农民军实行这一政策，大规模追赃派饷，毫无疑问，是对官僚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它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痛恨。当他们一进入北京，看到这些寄生虫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其仇恨的怒火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对他们实行毫不留情地打击。从本质上说，这是农民革命性的自发的反映。
但是，李自成把这种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打击给扩大化了，不分主次，竟殃及一般富裕人家，甚至连平民也遭到抢劫，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历史记载皆出自地主官僚及其文人之手，其中不无失实甚或污蔑之词，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军在北京的过火行动，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能使农民政权陷于孤立。而抢财物、掠美女，也是不得民心的。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诚为可惜！严格地讲，农民军在北京所作所为，还停留在打家劫舍的低水平的斗争上。李自成等不像是一个创业之君，说他是一个只图痛快一时，而无远谋的草莽英雄也不算过分。难怪那些降农民军的官僚士大夫无不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投向这个新政权，因而对农民军这个新政权不予支持。
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农民军严重伤害了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三桂当然不能置若罔闻。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三桂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何，李自成只得“亲征”。同时，他下令在平则门处决了以大学士陈演为首的明朝大臣一百多人，并派兵把北京城内拷掠而来的银两整车整车运往“西京”（西安）。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他戴绒帽，一身蓝布箭衣，打扮朴素。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二十万），还有吴三桂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三个儿子，均派人严加看守。
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国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对此没有做出反应。三月初，农民军兵临城下，吴三桂接诏弃宁远，往山海关方向移动，清国上下大为兴奋，准备借机南取中原。清国汉人“大学士”范文程连忙献策：其一，可入边直取北京；其二，昔日以明朝为敌，此次入关后的敌人是农民军；其三，明朝积弱，必定灭亡，一定要趁此百年不遇的机会占领中原，特别是河北地区。多尔衮大为赞同。他下令在国内征兵，男丁七十以下，十二岁以上，必须从军，可以说是倾国全力而来。同时，多尔衮还听从范文程建议，严肃纪律，力诫兵将进入明朝国境后勿再象以前那样只顾杀掠，要以安抚为主。
松山败后，由于极需人才，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使用，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吴三桂很知报恩，整日训练士卒，加强城防，把数千士兵扩展为数万人，器械一新。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很想做明朝耿耿忠臣（当时他也不可能因舅而降，因为其父吴襄在北京，且受崇祯帝信用）。吴三桂离开宁远前，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中前所（今绥中前所）以及前屯卫。山海关之外，只有吴三桂孤军奋战，死守宁远孤城。
明廷下诏，指示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当时确实闻命即上路。临行前，吴三桂下令把宁远城中的所有建筑皆烧毁，以免资敌。但由于宁远城内兵民相加共五十万人，人多物多，全部迁徙入关非常费事。沓沓而行，一天只能走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吴三桂此时真很“仁义”，大有刘玄德当年之风。话说回来，他此举也是“妇人之仁”，君父在京，岌岌可危，最要紧的是回援回京。但话又说回来，他几万人马赶到北京，面对一百万农民军，也不一定是对手。
吴三桂安顿居民后，率部队急驰入卫，三月二十日到抵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这时候，吴三桂平生第一次真正处于两难地步：孤军穷途，要不投降农民军，要不投降满清。思想斗争并不久，吴三桂就作出了抉择：投降李自成。一来自己老父陷于北京，为李自成扣押；二来大明已亡，新朝甫建，不失为开国功臣。而且，与他同级的有兵有将有城的唐通、姜环等人都已经降附，他吴三桂投附，也算不甘人后，知天顺命。
李自成当然注重山海关方面的吴三桂，入京后即派人持檄招抚，表示他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
于是，吴三桂一路走向北京，一路大贴告示安民：“本镇率所部朝见新王（李自成），所过当秋毫无犯，士民不必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