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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主张向来是一个政党纲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辛亥之后成立的那些政党，由于理论上处于幼稚状态，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科学分析，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纲领。即便后来在历史上主导中国几十年政局的那两个大党，也是在苏俄帮助下才提出了各自的纲领，有了各自所尊奉的主义。

对于在25年成立的致公党来说，由于该党的总部和党的根基都在海外，对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就更缺乏了解，加上该党又是一个从洪门会党改组而来的政党，缺乏有关政党的实践经验，也就难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历史上，作为致公党总理的陈炯明，是在1927年冬天所发表的《中国统一刍议》中完整表述出致公党“三建主义”的。所谓的三建主义，是指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其核心思想依然是陈炯明此前所倡议的“联省自治”。

所谓“联省自治”，是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之间，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所倡导的仿照美国历史上由“邦联”到“联邦”的一种治国思想。具体来说，它一方面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治理本省；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建立联邦制国家。

这种联省自治的主张，在辛亥之后，曾为很多人物所接受。孙文在1914年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曾坚持在党章中写上“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1920年的时候，孙文又特意撰写了《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也就在1920年，毛主席在湖南提出了“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只不过，孙、毛两人后来因为接触到其他思想而各自放弃了联省自治的想法。

在整个20年代的中前期，联省自治运动曾一度波及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等省，可谓声势浩大。但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联省自治也在中国彻底失去了市场。

正是因为国内局势的变化，陈炯明在27年底所完整表达的“三建主义”面临着失去核心思想支撑的局面，致公党的纲领也就显得有些尴尬。而赵振中的建议让陈炯明意识到，国内现今的局势致公党已经难以发挥更大作用，而南洋建国才是未来致公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况且，如果南洋建国成功的话，致公党就有了领导管理一个国家的实际经验，也肯定能够丰富、完善该党的纲领，将来反而会扩大致公党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念及于此，陈炯明心中顿觉轻松不少，对有关致公党的整合问题也有了一定主意，便不再问有关政党的问题，而是问起有关南洋建国方案在执行方面的事情来。

“那赵兄弟认为我们实行南洋建国方案的话，在第一、第二阶段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此前也没有执行过这样的方案，同样缺乏经验。”赵振中说道，“我只能就我想到的一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在整个南洋建国方案中，最重要就是对方案的保密。如果这个方案被泄露出去的话，特别是在方案头4年的准备阶段中被泄露出去的话，那整个建国行动肯定会失败，南洋各列强势力今后也势必会提高警惕，整个方案将再无实现的机会。所以，对于致公党来说，这个方案即便是高层也只能限于极少数人知道。而且，最好建立起一支专门的保密队伍，不但要严格控制南洋各个基地人员的进出，还要对知晓情况的有关人员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有关消息被泄露出去。至于华美投资公司这边，除了我们今天到来的三人知道这个方案外，其他人都不知晓，而且今后华美公司除了通过司徒老哥向建国行动提供物资外，将不与任何具体建国行动发生联系。我们可不能象孙文那样，一边让自己的同志在国内筹划起义，一边自己却在海外大肆宣扬什么革命计划，借此吸引列强和华侨的关注，结果导致国内行动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