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4日，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岗村0户农民有18户的户主在场，只有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8年以前的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岗村就是分田单干了，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分了田的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第二年，岗全队粮食总产1.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花生)总产.5万斤，相当于过去0年的总和。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800斤，过去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而此时，在东北的林强生，在11月末的某天，这个寒冷的冬日，正在红旗公社下面的一个村子，第一次扩招自己的人马！

王国禧调试完了手表厂的设备，然后就开始精力旺盛的仿造国内著名的品牌手表，上海牌，制作了一批机械手表，总共块。

这款手表采用了和上海牌手表差不多的样式，只是表带采用了好制造的皮革表带。

王国禧马上赶到红旗公社，用公社电话打到了林向荣的办公室，然后找到了林强生，激动的让他马上来村子里一趟，看看他做的手表。

林强生自然很高兴，把车开得飞快，用了不到1个时就到了村子。当天，在王家的屋子里，林强生就和王国禧商量，第二天开始在村子里招人，先招十五~六个聪明肯学的青年，加上王国禧的两个儿子，王振强、王振军，一起把手表厂干起来。

因为现在村子里用电紧张，仅能够让几台机器运转的。按王国喜的估计，几个人、几台设备，如果原材料充足的话，每个月能生产上万块手表。

对这个产量，林强生已经很满意了，如果工人熟练了，那手表产量还能大幅度的增加。或者再多招一些人，也不是不行。

上海牌手表，现在卖15元一只。他的一块手表卖90元，林强生觉得可以了，甚至都觉得太暴利了。但是如果林强生低价售表，势必会造成对手表市场的强烈冲击，那又太高调了！

林强生不敢啊！

70年代末，谷牧副总理，手表的成本只有9元钱，卖到一百多元，利润丰厚，而且市场需求很旺，全国可以多搞几个厂嘛。

全钢防震17钻上海牌手表，15元。当时国家核定成本价为8.5元。如果记载没有错误的话，按9元算，那么上海牌手表的利润率竟然高达%！这样的利润率，简直就是暴利！

瑞士手表业业绩最辉煌的1968年，其利润率达到了80%。

%和80%相比较.......

万恶的瑞士资本家，制造出了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手表，其利润率不过区区的80%，而我们国内的手表利润却如此之高！而且这是国家几次调价，宣布手表不再是高价商品之后。

就算加上人工成本，生产设备折旧，每只手表成本0元，那也有6倍的利润。

林强生的手表厂，每月生产10000块手表，成本人工没人家的那么高，就算每只手表10元的成本，90元的零售价有80块钱的利润。

那1万块手表，一个月的利润就有.....

林强生数着手指头，嘀咕道：“80乘1万=80万？！...80万元！”

无论林强生怎么算，好像都是每月80万利润的样子。想想这个惊人的钱数，林强生晕了。

“啥米倒布票啊！都光腚好了，全身都是我的表！”林强生在心中狂吼。

这天上午，村学门口旁边摆了一张桌子。村民们听后，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围在门口看着热闹。

学大门的一侧，挂上了一块新的牌匾，“国禧手表厂”。

王振强手里拿着一挂鞭，站在旁边，林强生让他不忙。

“徐支书，来，咱们一起站在这，先照张相！”林强生从人群里请出了徐增良村支书，然后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台滨城仪表厂生产的df1型孔雀牌照相机，交给了一位村里的伙，并教了他怎么照人，怎么按快门。

伙战战兢兢的拿着照相机，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东西，更何况亲手拿着！

他端着照相机冲着三人，怎么摆姿势都不得劲，干脆前脚弓，后腿蹬，弄了个射雕的姿势。围观的群众，嘻嘻哈哈的看着伙滑稽的动作，乐得够呛。

徐增良高高兴兴的被请到王国禧和林强生的中间，大笑着道：“我嗦，乃们这个还挺隆重哈！”

“咔嚓”

照相机轻响，三人站在蓝天下校门前，欢声笑的样子，成为了一段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