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政权内部的复杂性完全不逊于当前的国际局势，以赵桓为首的最高领导人虽然软弱无能，但仍不得不顾及朝野内外反对割地的压力。就是赵桓和他的宰相们本身也存在着两面性：金兵迫城时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投降派，金兵退兵以后他们对局势的判断走向另一个方向——认为可以不割三镇不增战备而维持眼前的局面。大宋朝廷的政策就是这样一直犹豫不决，无论战争还是和谈都没法下定决心。

这种犹豫表现在河北、河东的军事行动上，就是在宗望退兵以后马上弃城下之盟不顾，着手组织兵力徐徐北进，收复太原－河间－中山一线以南的州县，并调遣重兵援救太原。但是宋廷虽然有所行动，却又不能坚决地以战守的决心，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以卫边疆的军事行动，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浪费在内斗上——三月中旬，道君皇帝就快回京师了，所以赵桓自然得把大部分的心思都用在这上面。在杨应麒看来，大宋在这次汴梁差点沦陷之后并未真正吸取教训，因为他觉得宋军接下来的军事布局怎么看都是在因应宗翰的攻势，而没有进行长远的、全局的谋划。

在金国方面，由于宗望的东路军和宗翰的西路军本来就是相对独立的行动个体，所以西路军并没有因为东路军的班师而停止军事行动，相反，宗翰由于还没有像宗望那样得到丰厚的回报，所以更加猛烈地向大宋发起了进攻。由于东路军已经班师，使得宋廷在短暂的时间里得以集中兵力应付宗翰的南进，这让宗翰大感吃力：正前方是太原坚城久久不下，东边是几千忠武军时来时去的骚扰，而西边则是大宋的精锐——陕西兵诸府兵马的分路进击。

为了牵制东援河东的陕西兵马，宗翰动用起外交手段，许割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给西夏，要求西夏出兵大宋麟州。宗翰许割的这片广袤土地是几乎囊括了从长城西北直到阴山的大辽旧疆，名闻天下的敕勒川也在其中，西夏对这块领土垂涎已久，若能得到这片土地西夏便能拥有一个完整的河套！所以夏主在得到宗翰的许诺后立即出兵，渡河取四军八馆，攻破大宋镇威城。从此以后，西夏便深深地卷入这场中原争夺战而不能自拔。

而汉部内部的形势则更加复杂：官方、商人和民间舆论完全是三个走向！

以杨应麒为首的汉部中枢因折彦冲被软禁的缘故不敢公然插手金国侵宋的行动，只是不断调节整个东海的经济积蓄钱粮，加强内部的军队建设，同时加快对金、宋两国内部的经济渗透和文化渗透，在人口方面是大开门户接纳大宋流民又不断向东北和各个海岛输送移民。在这段期间汉部新组建的海、陆两栖部队在津门中枢的号令下开始介入日本的混乱，调停海寇政权与幕府政权越来越白热化的战争。这次调停杨应麒同时动用了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汉部的许多新兵都拉到岛上去维和，在练兵的同时也在海外立下了赫赫声威。

不过让杨应麒略感沮丧的是：对于汉部军队在海外维和所取得的成功，津门、塘沽和登州等地的士子们并没有给予高度关注。在士人们看来，大宋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去帮倭国维和重要十倍！宗望在退兵后期的残酷杀掠激起了汉部士人极大的义愤！他们当然不至于在折彦冲还被软禁的情况下就大肆鼓吹和金国公开决裂，但一些私人聚会中，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救回大将军，然后联合“赵氏”抗击胡人！在一次次的讨论中一种集体心理开始逐步形成，那就是士人们心中华夷之辨更加坚定：汉、宋是华而金国是夷——同时，在华夏系统中，汉部与宋室乃是并存的两姓！这种论调并不发端于津门，而是发端于塘沽，并迅速透过登州、沧州而影响到河北、山东的部分士人。这种论调当然也遭到了部分赵氏死忠的抵制，但在金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并未激化，因为在大部分人心目中，金人仍然是宋汉双方需要共同面对的强敌！汉部也还是大宋可以争取的联合对象。

不过对这些文章、理念感兴趣的其实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圈中，对无良的商人们来讲，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赚钱！赚钱！赚钱！大金和汉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全割裂，但行政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同一个国家，金汉战争后议和的条款之一也是允许汉部商人拥有像战前那样在金国各地行商的权利——毕竟北国各族无论女真贵族还是下层百姓都已经习惯了有汉部商人的日子了。那边知识分子在学舍破口大骂，这边商人们却在杨应麒、欧阳适等的羽翼下顺利地进入金国各地与北国各族开展贸易。商人活动为当地政府带来的税收上的增益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好处，在这种形势下连一直对商人十分蔑视的宗翰也开始转变他顽固的态度，甚至开出一些优惠的条件跟汉部争夺商人圈中的民心。宗翰的这些措施确实也笼络到了部分的商人，但金国首脑骤起的开明毕竟不能和汉部包括律法、政治、经济、产业等配套的体系力量相比，所以汉部政权对商人的吸引力仍在不断增强。

陈楚的商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西行的。一路上不断传来太原、中山、河间一线的战报，这时他们所走的商路大多已趋安定，所以南边的战乱听来竟觉得颇为遥远，遥远得几乎让陈楚忘记那是他故国正在遭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