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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贡、顺化、岘港、头顿等各大城市张灯结彩，到处悬挂天主教旗帜，准备隆重庆祝吴廷俶担任主教25周年之时，正在新泽西樱桃农场度假的李为民，收到一份来自白宫幕僚长的邀请。

肯尼迪要见自己，李为民感觉有些奇怪，同时又不是特别奇怪。

奇怪的是双方尽管私交不错，但在涉及到越南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不想受太多先入为主的影响，极少咨询他的意见；而李为民则对这位总统先生的命运始终存在担忧，不想甚至不敢卷入那些后世都没搞清楚的阴谋，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

相比之下，妹妹李为青就没那么多顾忌，可以走“夫人路线”。

不奇怪的是，“左、右勾拳行动”刚获得空前成功，许多支持越南的美国人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西贡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一个叫邑北的地方，南越政府军和美国军事顾问遭到越G游击队伏击，3架正在机降南越部队的美国直升机和两架救援直升机被击落。

指挥行动的是政府军第7师少将师长黄文高，高级军事顾问是陆军中校保罗-范恩，当时范恩中校正在一架观察机上，发现直升机坠落，当即命令地面上的政府军第7师装甲运兵车攻击前进，从直升机上救援幸存者，但车队指挥官拒绝行动。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中有3名美国士兵，南越军队竟然拒绝营救。情绪激动的范恩中校，最终命令一个美国顾问枪毙了那个军官，自己掌控指挥权。

车队终于开始前进，但在越G游击队坚决果断、训练有素的火力面前不得不停下。

中校要求黄文高增派部队，同样被黄文高拒绝了，直接导致游击队利用夜色溜之大吉。而且一支参加行动的伞兵部队，因错过降落地点，造成重大伤亡。最终游击队只损失18个人，却杀死了大约80名南越士兵和3名美国士兵。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天一早，黄文高命令部队向早空空如也的村庄发起进攻，结果反而炸死了几个南越士兵，并且差点炸死几个美国记者。

记者听了范恩中校直言不讳的描述。报纸马上就报道这件事，舆论一片哗然。有人反战，有人指着白宫的对越政策，把肯尼迪搞得焦头烂额。

就在这个时候，吴廷琰还不让人省心。

他无法忍受美国方面的批评。甚至不允许他认为不友好的美国人留在越南，范恩中校对新闻界的评论遭到报复，西贡政府将战斗失败全部归咎于范恩，而军援司令部竟然要解除一个合格军官的职务，把他调到一个偏远无人访问的地方，作为退让的姿态。

美国媒体针锋相对，几乎所有报纸都把吴廷琰兄弟批得体无完肤。

吴廷琰认为这一切的一切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因为敌人是越G而不是他和他的家族。频频召开记者会，发动新闻战，抨击美国干涉内政。试图用微不足道的援助，来索取越南主权的巨大让步，试图把南越变成试验动物和榨取利润的对象。

提供那么多援助，牺牲那么多美国士兵和平民，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许多美国人不乐意了，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华府召回大使、停止对越军援。美吴关系降到冰点，国内压力越来越大，肯尼迪必须尽快调整对越政策。

随着他的重活，历史已发生巨大改变。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从农场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李为民一直在想肯尼迪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支持国-务-院推动西贡政府“换届”，还是借这个机会撤出越南。

“李。感谢你的到来，全乱套了，总统先生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

泰勒将军亲自到机场迎接，可见事态有多么严重，李为民紧握了下他的手，钻进轿车苦笑道：“将军。其实您早预见到这种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麻烦。”

南越麻烦太多，不仅有吴廷琰兄弟，还有越G，还有谁也不服谁的军官，李为民不想太早表明态度，没发表任何观点，就这么沉默着赶到白宫。

肯尼迪正在椭圆形办公室看电视新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长约翰-麦康恩以及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全在。

全是老熟人，在他们这一届政府当选前就经常打交道，妹妹更是这儿的常客，这么多高官等他一个，李为民倒没有什么受宠若惊的感觉，朝开门迎他进来的罗伯特-肯尼迪先点了点头。

“李，我亲爱的朋友，随便坐，先听听这家伙说什么。”

事态确实严重，但肯尼迪经历过更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看上去很淡定，甚至像往常一样露出热情无比的笑容。

跟麦克纳马拉等人打完招呼，李为民才注意到电视里直播的是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非常著名，接受访问的嘉宾同样来头不小，普利策级获得者、《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大卫-霍伯斯坦，而且是刚从西贡回来的。

“……他接受大量援助，却不打算让美国来指导他的政府和他的战争，用前任驻越大使德布罗的话说，改组军事机构实际上是要求他与本家族以外的人分享权力，这是他极不愿意的。

华府不断敦促他扩大政府基础，他总是说越南是不发达的国家，缺乏适当的人力资源，他及他的兄弟对我们变得越来越多疑，千方百计限制美国的影响范围，乃至限制我们对南越内部情况的了解……”

主持人词锋尖锐地问：“大卫，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华府对越政策貌似强硬，实际上并没有决心？”

“确实如此。”

大卫-霍伯斯坦肢体语言极为丰富，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分析道：“德布罗和使馆人员认为南越必须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事实上确实非常有必要。正如刚才所说，改革就要与其他人分享权力，吴廷琰无法接受，认为这是美国对他的批评。

而我们的政府竟然天真地认为。德布罗就南越政治改良提出‘最后通牒’是不明智的，认为德布罗已成为美国与吴廷琰合作的障碍。前任军援司令麦加尔甚至告诉国防部，这种行动将削弱西贡政府的作战能力，会导致越G取得进一步胜利。”

主持人追问道：“所以华府决定由现任大使诺汀接替。把影响吴廷琰的一切希望，全寄托在保持他的信心和尊重他最终的权威上。先行改良，然后增加军援的要求，最终被悄悄收起？”

“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大卫整了整领带，像政治分析家一样接着道：“我认为华府是鉴于此前改良的尝试和在1960年11月未遂政变中暧-昧的态度。损害了吴对美国的信心，所以迅速把恢复信心、重建美吴之间融洽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显然，这等于规定不做任何认真的促进改良的努力。”

主持人翻开了一眼资料，抬头对着镜头说：“我注意到现任驻越大使此前担任合众国驻北约副常任代表，完全缺乏同亚洲有关的经验。从大卫先生的分析中能够想象到，他之所以被选任其职务，或许只是因为他举止文雅、待人有礼，正好符合改善美吴关系的需要。”

“诺汀先生显然满足了这一需要。”

大卫接过话茬：“如果从促进改良的角度看，他无疑是最坏的人选。他完全抛弃前任德布罗的‘萝卜加大棒’政策，用最乐观的可能性来解释吴廷琰行为。上任大使以来。他对吴几乎百依百顺。”

“百依百顺，他是我们委派去的大使吗？”

“听上去难以置信，但确实如此。他只与西贡政府上层打交道，根本不关心那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同政府相处很好，把它对现实情况的说法向上汇报，那么你就算做好了你的工作……他禁止使馆成员同任何持不同意见的越南人交谈。

只要你没听见，它就不存在。只要你没看见，它就永远没发生。他的政策就是吴廷琰要求什么他就同意什么，以便与吴廷琰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回报。”

大卫-霍伯斯坦绝对是反战派。竟绘声绘色的模仿道：“他甚至发表公开评论称，我毫不怀疑，美国在给予这个政权全方位的支持方面做的很明智。依据我们在这方面的国内国外态度，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始给这个政权提供更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