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威海特别区的这种编制，对俄国人来说也是件要命的事情，他们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和考验。

慈禧以一个连话都不会说上个整句，就更不要说还什么“朕思索再三”了的同治小皇帝的名义颁发这道不久将轰动京城的诏谕之所以能够出炉，恰恰是因为“考察团”成员们的一致呼吁，又经过了李鸿章、荣禄、耆英以及因为成功发行了废纸一样的“大清龙币”而荣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花沙纳等人从理论上的鼓动。当然，也不能排出枕头风的巨大威力，不是有人常喜欢说嘛，女人会因为爱而变得百般残忍，同时又会因为爱而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

其实，就是连穆拉维约夫、菩提雅廷和伊格纳季耶夫三人也没有想到，威海特别区的成立是有人想在他们的身上上一道枷锁。这些人不是那些阔佬阔少，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新兴政治势力。

李鸿章等理论家真正打动慈禧及朝中几个主要官僚的中心思想，竟然是暂时借用俄国人的贪心，用威海一个小小的地方把俄国人彻底拉下水，套牢俄国人。在他们想来，既然俄国人参与了管理地方，那他们就不能坐视地方的经济破败而不管。人都是要面子的，俄国人也是一样，他们有了压力，自然就要想方设法搞活威海，使威海产生巨变。如此一来，也就缓和了俄国人与胶东百姓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国人都是见利忘义的，只要是得到了来自俄国人的甜头，就马上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会紧紧追在俄国人的屁股后面不放松。这是一石两鸟的大好事，也会给日后大清的真正复兴摸索出一条捷径之路来。

可惜，李鸿章能够算出国人的命来，却没有算好俄国人。沙俄们是只认利益不要脸。他们可没有李鸿章们想象的那么好。

沙俄们一切就是凑合，根本没有打算叫自己的身边儿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可即使是凑合，他们也一时也搜罗不到那么多的“专业人才”。

于是，巴鲁什卡和达萨莫夫发明了一种选官方式，那就是拿着官兵们的花名单，找可能是“人才”的士兵们谈话，大凡是有过经商经历，或者哪怕曾经是和经商沾边过儿的，摸到一个算一个，都是帮助大清经济建设的优秀人才。

因此，在这样的选官当中就难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笑话出现。据说，在这选官中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笑话，那是为了物色文登县一个负责管理环境卫生方面的顾问。在沙俄们来，这里的人卫生意识太差，要好好地抓抓了。可是选来选去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才，最后几经折腾，终于找到一个，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士兵在来中国之前曾经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专门负责清理茅坑的囚徒。当他的任命被下达的时候，满营的沙俄官兵无不大笑，原来这个家伙是个有名的邋遢兵，大白天的虱子就会在他的身上到处游荡，令同队的军官士兵无不厌恶至极。

威海特别区一建立，这些已经可以吃上满清俸禄的沙俄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抓紧时间盖起了一座东正教堂，费用自然是打到了军港的建设费用之中，早晚都会叫那个大清国来报销的。其次，他们威逼特别区政府的官员们四处举债，甚至是勒索那些豪门大户捐钱捐物，建立起了几所新学堂，进行三年的强制性“免费义务教育”，开始了俄语在特别区的普及工作。无论男女老幼，不讲俄语就是不行，不去教堂更不行。即使是特别区政府下发或者送达俄军基地的公文，也一概要使用俄语，俄语于是乎成为了威海特别区的正式官方语言。

如果有谁敢违抗以上的命令，要是官员自然太好说了，你马上给我卷起铺盖走人，沙俄们就不信，放着这里这么优厚的待遇，还会有不愿意来的官员？至于老百姓呢，对付老百姓沙俄们也有办法，那就是吊扣你的良民证（注意啊朋友们，这种良民证与大家知道的日本人发明的良民证可是有着区别的。这里的良民证既有户口的作用，还有着被后人称之为边防证的功能）。没有了良民证，老百姓家门都出不得了，更不要说是种田、打工刨食吃了。

在这之后，不是建设，而是要进行经济上的掠夺了。按照沙俄们给威海特别区制定的宏伟发展蓝图，特别区以后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要首先拿出来进口俄国的大批设备（其实就是破烂，他们自己国内也是穷得发疯，比满清好不到哪里），理由简单，没有进口的设备，大清只有死路一条，更不要说什么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