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可以理解，在电子产品的生产工艺提高之后，稀有金属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

比如，在二零二零年生产的一台商用计算机里的稀有金属，可以在二零三零年生产出十台性能更先进的商用计算机。在稀有金属的价格被捧上天之后，从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稀有金属成为赚钱买卖。

有趣的是，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废旧电子产品出口国

二零三零年，中国的网民超过九亿，商用计算机市场超过五十亿台，每年销售的家用计算机高达十四亿台。如果算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化家用电器的话，中国市场上每年销售的家用电子产品多达四十亿台。

结果就是，中国每年报废的家用电子产品在二十五亿到三十亿台之间。

这些报废的电子产品中，只有极少数流入老挝、柬埔寨、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周边国家，其中部分在翻新后以二手货进行销售，剩下的全部回收利用。在中国出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流入日本。仅此一项，每年的贸易额就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在二零三三年，废旧电子产品占到了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为最大出口货物。事实上，在流入其他国家的废旧电子产品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以转手的方式卖给了日本。

当时，日本进口的废旧电子产品中，百分之六十来自中国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根据商务部提交的一份评估报告，从这些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的稀有金属，至少占到了日本国内工业生产所需的百分之二十四，比日本直接进口的稀土资源还高出了十个百分点。

如果算上出口到日本的废旧特种钢材，所占比例还要提高几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日本的命脉。

这也正是中国手里的王牌。

只要出台禁运政策，禁止向日本出售含有稀有金属的废旧产品，日本经济将在半年之内陷入绝境。

也许，根本要不了半年。

在日本，从事废旧产品回收工作的工人高达八百四十万，只要中国开始禁运，其中百分之六十将立即失业。

虽然对中国来说，禁运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中国，也有大约四百万劳动者从事废旧产品贸易工作，禁运将使大约一百二十万劳动者失业，但是从影响上看，中国付出的代价比日本低得多。要知道，一百二十万劳动者，仅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百分之零点三，而日本的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二。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应对办法。

废旧电子产品不卖给日本，可以卖给周边国家。即便禁运政策也会波及到周边国家的转手贸易，但是至少能够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让缅甸这类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穷国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还有好处。

由此可见，战略禁运，就是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一点，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情形非常类似。当时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石油与废钢铁，而美国却要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结果通过贸易禁运，禁止向日本出售石油与废钢铁，迫使日本铤而走险，亲手挑起了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最终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采取同样的政策，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不过，日本不会首先挑起战争。

原因很简单，现在已经不是二十世纪四零年代初了。

即便禁运会使日本铤而走险，让日本加快战争步伐，甚至制订针对中国、或者是某个邻国的战争计划，也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日本必须拥有了战略威慑能力，才有能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也就是说，日本肯定会因此加快核武器项目的进度。

这也正是中国需要的开战理由。

当然，禁运不仅仅针对稀土资源。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仅仅针对稀土资源，中国的目的就过于显眼了。从政治上讲，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产生误解，即中国通过禁运迫使日本开战，而应该把禁运当成是针对日本核计划的必要手段。

如此一来，禁运范围就得扩大。

只是，在其他方面，禁运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在废旧电子产品之后，排中日贸易第二位的大豆，仅占日本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七，而且最大的大豆出售国是美国，日本完全有能力通过加大从美国的进口量，抵消中国的贸易禁运。

不管怎么说，战略禁运，必然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会议结束后，他专门找到杜小蕾，谈了一些与战略禁运有关的事情，交换了观点，然后才跟随腾耀辉返回总参谋部。

作为军人，牧浩洋不用考虑禁运政策，但是必须考虑禁运产生的影响。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禁运之后，日本会采取何种应对政策，以及在什么时候，中日矛盾会发展到战争阶段。

只有提前做出准确判断，才能准确掌握开战时机。

腾耀辉与牧浩洋回到总参谋部后不久，李明阳就赶了过来。在开战之前，李明阳的重要性超过了牧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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