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疾驰黎阳。

在杨玄感的大帐里，李密不但见到了汲郡郡丞赵怀义、关陇大儒胡师耽、山东大儒孔颖达和杨玄挺、杨玄纵、杨积善等杨氏兄弟，还非常吃惊地看到了建昌公、左候卫将军李子雄，朝散大夫、著作佐郎王胄和建节尉、秘书学士虞绰，尤其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山东道家领袖、白马山的薛颐法师竟然也在其中。

建昌公、左候卫将军李子雄此刻应该在东莱，正随同水军统帅来护儿准备渡海东进，攻打高句丽。朝散大夫、著作佐郎王胄和建节尉、秘书学士虞绰，此刻应该在辽东，正陪侍于皇帝身边随军东征。

依预定谋划，李子雄要在东莱举旗，诛杀水军正副统帅来护儿和周法尚，然后率军攻击东都，而王胄和虞绰要配合兵部侍郎斛斯政、左翊卫将军赵元淑，拿下临朔宫和临渝宫，切断远征军粮道，以临渝关之险阻御皇帝和远征军回师中原，给兵变赢得足够时间。现在他们突然出现在黎阳，只能说明一件事，谋划败露了，形势正在急剧恶化。

果如李密所猜，兵变暴露了。

李子雄在东莱参加军议的时候，被来护儿下令拘捕，并急送辽东。李子雄的家将、亲卫们在某些将领们的特意“关照”下逃离东莱，于途中成功救出李子雄，然后急速逃到黎阳。

王胄和虞绰则是接到了斛斯政的报警，与杨玄纵、杨万石火速逃离辽东。途中屡遭追捕，杨万石不幸陷没于高阳。

斛斯政现在处境如何，不得而知，但正是身处中枢的斛斯政率先发现谋划暴露，而起因就是皇帝突下密诏，命唐国公、卫尉少卿李渊日夜兼程赶赴弘化出任留守一职，统率西北军，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皇帝为什么要突然解除元弘嗣的职务？原因不言自明。斛斯政与黎阳始终保持联系。他肯定要向黎阳报警，但杨玄感却未曾接到斛斯政的密信，由此可以推测，斛斯政已经暴露，并处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他给黎阳的密信都被阻截了。

举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虽然预定时间是六月底七月初，是远征军水陆两路大军深入高句丽甚至已经兵临平壤城下之时。是兵变最佳时机，但如今兵变一事暴露了，而皇帝和中枢蓄意隐瞒，显然是想给远征军赢得更多攻击时间，以便攻克平壤。只要东征胜利。只要维持了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那么接下来即便延误了平叛时间，即便帝国局势极度恶化，皇帝和中枢也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力挽狂澜，所以，现在对黎阳来说。根本没有选择，只有即刻举旗，只有即刻切断远征军粮道，只有即刻拿下东都。然后与皇帝和远征军决战于河北，隔大河而对峙，殊死一搏。

这个结果是杨玄感和李密等人早就预料到的，也是竭尽全力试图避免的，对兵变来说最为不利的一种局面。两个人对弈，一个人知己知彼，掌控全局，另一个人则完全陷入被动。唯一逆转形势的机会就是切断粮道，陷远征军于绝境。置东征于败局，摧毁皇帝和中枢的威信。但这一做法也把兵变者置于众叛亲离之险境。因为辽东战场上集结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地的贵族和军队，皇帝、行宫和远征军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到了三大贵族集团的利益，在形势没有明朗化之前，在兵变者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之前，三大贵族集团都不敢一面倒的支持杨玄感，以免远征战场上的己方势力成为这场风暴的牺牲品。

于是，东都就成为博弈的关键点，只要杨玄感拿下东都，与云集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继而新建帝国皇帝，新建中枢，颁布一系列可以赢得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支持的新国策，那么他在这场博弈中就建立了绝对优势，接下来远征军必然倒戈，老皇帝和以改革派核心的老中枢必将成为历史。

因此，此刻兵变者商讨的重点已经不是何时举旗，举旗后实施何种攻击策略，而是如何再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以便尽快赢得东都的代表帝国各方利益的贵族集团的一致支持。

这正是李密此趟北上魏郡，与独孤震和赵郡李氏商讨的重点。他在魏郡未能拿出办法来赢得独孤震和赵郡李氏的支持。同样在这座大帐里，杨玄感也没有办法统一兵变者的立场和观点，甚至于，杨玄感和李密在这个核心策略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首先就是帝国的国策。兵变的目的当然是否决今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那么，否决了今上的改革策略，否决了大业年间所实施的一系列国策，新的国策又是什么？是退回到帝国统一之前的门阀士族政治，还是维持先帝在开皇年间所实施的有限度的中央集权？

杨玄感是皇族的分支，是既得利益的汉族大世家大权贵，他理所当然坚持中央集权制，坚持开皇之策。

然而，大业之策实际上就是开皇之策的延续。先帝的改革已经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今上即位之后，矛盾愈发深重，并有爆发之势，所以当时在国策上有保守和激进之争。保守者建议，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适当延缓、暂停甚至倒退一下改革步伐，其实就是向贵族集团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杨素，而激进者则认为，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才能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持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就是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