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李墨白少见多怪，而是《穿红背心的男孩》实在是太有名了。
2008年1月的时候，一伙盗贼持枪在瑞士苏黎世布尔勒美术馆劫走四幅名画，其中就包括塞尚的这幅《穿红背心的男孩》，另外三幅分别为莫奈的《在维特尼的罂粟花田》、梵高的《盛开的栗树枝》和德加的《会计和他的女儿》，四幅画总价值高达1.6亿美元，不过艺术是无价的，所谓价值只是一个标准而已。
其中，莫奈的《在维特尼的罂粟花田》和梵高的《盛开的栗树枝》据称在附近的一座精神病院找到，实际上谁知道真假，洋鬼子经常干这些乌龙事件，当然也是为了捂盖子，毕竟这四幅画太有名了。但是塞尚的《穿红背心的男孩》和德加的《会计和他的女儿》自始至终没有找到，却让李墨白在这儿看到其中一幅，李墨白又如何能不吃惊。
虽说李墨白已经知道这次拍卖的东西大多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但却没有想到会遇到轰动世界的名画。
仔细看了一番这幅画的真伪，李墨白确定真迹无疑，在剑桥读书的目的就是学习西方的艺术，更何况李墨白读书的时候，参观过欧洲多数博物馆，对于塞尚的作品没有少见，对于塞尚的风格更是了然于心。
塞尚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这几乎是每个艺术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事情，正是因为塞尚提出“线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只存在色彩之间的对比，物象的体积是从色调准确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去复制现实，它意味着寻求各种关系的和谐”等观点，并且在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并且完全依靠自己独立的观察进行创作，有意识的地将注意力转向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通过概括和取舍，表现出结实的几何体感，忽略物体的质感及造型的准确性，强调厚重、沉稳的体积感，物体之间的整体关系。有时候甚至为了寻求各种关系的和谐而放弃个体的独立和真实性，从结构的观点来描绘对象。
正是由于塞尚这种绘画的主观性改变了整个西方艺术的进程，对他以后的艺术家产生了观念上的震撼，这种震撼导致了艺术思想的全面解放。可以说，现代艺术起始于塞尚，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也是名至实归。
而这幅《穿红背心的男孩》的男孩正是塞尚这一艺术思想的体现，在这幅画是以一位名叫罗萨德米开朗基罗的意大利少年为模特儿，也是塞尚一生中唯一一次花钱请模特儿，一共画了四幅角度不同的油画肖像，而这幅取四分之三侧面角度的肖像，是其中最成功和最著名的一幅。
在这幅画中，人物的头部倚靠在弯曲的左臂，右臂则随意地垂放在腿上，男孩的形象占满整个画面，他那呈弓形的身躯是整个构图中主要的构成要素。这一形象被牢牢地限定在一个紧密的空间结构中——左侧被窗帘的斜线限定；上端被后部墙上的水平线框住；而右侧则被那三角形的深颜色所限制，弧形的手臂与弧形的身体彼此协调。
全画形、色、点、线等因素，均按一定的理性秩序一起组构，为求得画面结构的妥贴与和谐，塞尚有意改变客观形象的外形及比例，特别拉长了画中少年的左臂，从而使那延长下垂的冷色袖子，在画中成为一泻而下、有着足够份量的白色块，与上部大面积的白色及冷色取得均衡。
画中那些不同形状与颜色的色块的安排，皆独具匠心。就连少年发问和额头那闪光的白色与留空，也决非随意或偶然之笔；少年左肘下那块方形白纸，在画中则更是举足轻重，假如在欣赏这幅画时将它遮挡，整幅画便失却了平衡，失去了光彩，泯然众人。
这一姿势在塞尚后来其它一些肖像画中也曾有出现，如：《吸烟的男子》、《坐在头盖骨旁的男孩》、《意大利女孩》等，因而可以说这是塞尚绘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其价值完全不是用价值可以衡量，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衡量则是商业对艺术的玷辱。
仔细地欣赏过这幅画，李墨白便决定无论如何要拿下这幅画，现在对于李墨白而言，完全不用考虑钱的问题。
看完了塞尚的画，李墨白迈步往下看去，入目尽是价值不菲的名画，即使不是世界名画，也是各国国内一流画家，虽然心中惊讶得无以附加，但也兴奋地想跳起来。
一路看下去，赫然再次发现一张驰名世界的印象派大师梵高的《离开尼厄嫩教堂》，李墨白知道这是出自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于2002年4月被盗。
这家博物馆藏有200幅以上油画和500幅素描以及大量的梵高书信，但也是艺术大盗眼中的香饽饽，屡次被盗，1991年的时候曾经那个被盗走20余幅作品，2002年再次被盗走2幅作品，博物馆也可谓是不长记性，这是公开的，至于没有公开、没有成功的却是更多。
《离开尼厄嫩教堂》是梵高为母亲所画的一幅画，尼厄嫩教堂正是梵高父亲担任牧师的教堂，原本画上只有一名妇女，但是后来梵高在得知父亲去世时，又添加了服丧场面。
梵高是一名天才画家，从来没有接受学院派的美术教育，并且摒弃了一切后天学习到的知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全身心地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
“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事实上，在梵高的画作中，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正是梵高的改变，使得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