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后，积累了大量判例最后编入法律不说，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的试行也产生了一些不适应。这种类似吵架双方，争取围观群众支持的司法原理，其实很容易平息民怨，因为裁决是否有罪的，是老百姓，是围观群众，是公众，所以输了官司的人，如果不服可以继续上诉，很难讲输了官司推到法官不公，或者吃拿卡要上来，更不会迁怒到政府身上，出现某一件特殊的挑战了公序良俗的司法审判，最后公众将愤怒加到政府身上的事件，因为判决的就是公众，而公众的观念就是公序良俗。

所以陪审团制度下，往往决定胜负的，就是当地的文化习惯，而不是权威性的法官。

这种制度当然有不利的地方，因为他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当地人更容易得到包庇，因此后世许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打官司总是输，原因就在于这里。

又由于中国有顽固的欺生文化，欺负外地人的情况十分普遍，异乡人哪怕是劣迹斑斑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往往十分乖巧。出现在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关，外地人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挤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跟自己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当然要欺负欺负了。

由于这种情况，引起了外地人对法院的广泛不满，外地人在跟当地人发生冲突之后，很少打官司，大都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反过来助长了欺生的文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事实上的犯罪。鼓励犯罪当然不是司法的目的，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调整的。

周琅采用了异地审判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中有一方提出要求异地审判，那么审判就可以改到异地进行。这不仅适用于外地人跟本地人之间的司法纠纷，而且也适用于本地人之间的司法纠纷，毕竟如果两个人一个劣迹斑斑，另一个名声很好，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很容易因为感情而做出跟事实不符的认定。法律维护的是公正，包括那些没有犯罪的坏蛋的公正，也得维护。

另外中国还是一个权威式的尊老文化，习惯法中大量的司法活动，其实并不是发生在官府，而是在地方上的长老审判，广大乡村中，大量适用的并不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当地权威人士的裁决。

由于陪审团制度下的判决，并不要求陪审团成员的年龄、出身和知识背景，陪审团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力。当一件司法纠纷发生后，法院会从当地合法的纳税人中随即抽取陪审员，这些陪审员有义务出庭参与审判。

但大多数合法纳税人其实都是正值壮年的劳动者，在现行税制下，大多数纳税人还是作坊主、商人阶层以及农村的地主。而在乡村发生的司法纠纷，往往都是当地乡绅协调解决，很少闹到打官司的程度。往往司法审判都是发生在城里，于是陪审员主要就是一些作坊主和商人。但打官司的双方，则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城市市民阶层尚未诞生，就算那些已经定居在城里的第一代居民，他们往往也抱着乡族观念。

于是出现很多审判结果，败诉的一方都不服气，认为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城市手工匠人，小商人的裁决不公，很多乡村出身的读书人甚至认为自己被这些人审判是一种侮辱。而陪审员也不满意，这些工商业的从业者，往往很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不相关的事情上，除了个别对这种司法审判有兴趣的闲人之外，大多数人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都不太乐意接受。有大量陪审员逃避司法义务，他们告诉法院说自己病了。往往一场审判要更换很多陪审员，甚至延误审判程序。

这种让当事人、陪审员和法院都感到不便利的程序，当然不是一种好程序。民间大量要求让法官独自审理的声音出现，这是服从权威的文化使然，大家愿意相信那些职业出身的法官的权威。

但周琅拒绝了，他觉得法官的权力太大也不是什么好事，加上大陆法系对法官的职业素质要求太高，很难短期内培养出大量合格的法官。

因此周琅还是坚持陪审员制度，只是对此进行了调整。既然老百姓普遍尊重权威，那么就请权威来判决。这些权威，除了乡绅这些读书出身的基层文化领袖之外，还有老人。尊老文化下，除了认可权威人士外，老人的话也是要听的，当然绝大多数权威人士，本身就是上年纪的老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哪怕是个神童，也很难获取这种依靠时间积累起来的权威。而且诶老人普遍比较闲，爱管闲事，不会拒绝参与司法审判，他们也热衷于为别人主持公道。

陪审员不在从纳税人中随即抽选，而是从年纪超过50岁的老人中随即抽选，不管对方的知识程度，也不论对方是否是纳税人，当然合法还是要坚持的，一个强盗头子，是没有权力参与神圣的司法审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