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奕有一次到大连出差，在海边见到了职业渔民，当地管他们叫碰海人，这些碰海人如果抓到螃蟹，一只的话肯定会把竹篓盖起来，一群的话反而不用盖了。

碰海人解释说，一只螃蟹会爬上来逃走，如果两只或者以上，不论哪只想爬上去，其他的都会伸出蟹爪把它扒拉下来。

让韩奕长了见识的同时，也让他颇有感触，不禁打了个寒颤，想起了高中的老师讲的故事。

她说：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非常闭塞，距离最近的镇子还有十几里路，那里的贫穷和落后，即使现在依然令人触目惊心。

越穷越生，我外婆生了十几个孩子，夭折了好几个，到了我妈，眼看养不活，就送给了别人抚养，所幸我的新外婆特别疼我妈，砸锅卖铁送她上学，那时候都流行上完初中直接考中专，我妈心气高，硬要上高中考大学，她以全校前十的分数考上高中，却只念了半年就遇到WenHua大革命，被通知停学了。

那时候我妈算是村子里的“高才生”，被村小学聘为民办教师，我爸是转业军人，属于在县城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他们两人从小青梅竹马，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我爸脑子特别活络，年轻的时候收棉花，卖农药，做各种小生意，加上和我妈两人的工资，很快有了一笔小积蓄，这时候县上大力扶植养殖业，他和我妈一商量，决定要养鱼。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绝对是需要大魄力才敢做的事情，投资太大，前景未卜，再说，就算鱼养好了，在这人人习惯吃麦面的大西北，真的就能卖出去吗？

可是我爸特别看好这份副业，先后说服了我妈和我二叔，两家人共同出资承包了一处鱼塘，他负责联系专家，提供技术，经过一年的精心饲养，鱼苗终于全部成熟，卖得特别好，县城里的大饭店简直供不应求，价格也一涨再涨。

仅用一年，不但成本全部收回，还略有盈余。

经过我二叔的宣传，我爷爷和两位姑姑也激动地要求参与，五家人把几乎全部身家交给我爸，鱼塘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

大家满怀憧憬，起早贪黑地干活，眼见又到了收获期，鱼儿肥硕得令人馋涎，我们全家却在一天凌晨，遭逢了灭顶之灾。

是的，你没有想错，有人偷偷在我家鱼塘投放了大量农药。

最先发现的是每日习惯早起的爷爷，他人还没到鱼塘，就已闻到浓浓异味，大声呼喊着我二叔的名字，二叔睡在鱼塘旁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听到喊声才揉着惺忪睡眼起身，他一走出茅棚就惊呆了，刺鼻的农药味弥漫在整个鱼塘周围，水面之上满满漂浮着一层白肚皮，密密麻麻毫不夸张。

我爷爷已经跪在鱼塘边，双手颤抖着一条条捞起鱼儿，老泪纵横，“造孽啊，造孽！”

说完这句话，他就昏死在鱼塘边。

送至医院，被诊断为脑中风，爷爷在床上躺了三年，终于还是撒手人寰。

他这一辈子最后说清楚的一句话，就是“造孽啊，造孽！”

鱼塘事件令我们整个家族回复到了赤贫状态，虽然没有任何人指责，可爸爸一度自责到形销骨立，惨无人形。

后来，我妈经常告诉我，她就是从那件事之后，发誓就算拼死，也一定要远离那个赤贫而又嫉妒丛生的阶层。

那时她只是一介村民办教师，没有编制，属于校长随便一句话就可以开除回家的人，但是她底子好，又聪明，那时看到县城招收英语老师，条件是需要有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她当即就决心将这作为跳出农门的首选通道。

谈何容易？

要知道当时在学校她学的可是俄语，连一丁点基础都没有的农村妇女，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要考出英语大专文凭，几近天方夜谭。

可是妈妈就是做到了，用自考的方式，仅用了两年时间。

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一边服侍躺在床上的爷爷，一边照顾我们年幼的兄妹，一边干着繁重的农活，一边给小学生上课，还用最短的时间，一次性全部通过了自学考试的所有科目。

我只能说，大概是奇迹吧。

我妈最终以编制内教师的身份，进了镇上的初中。

她的发音也许很蹩脚，但她所教的班级，平均成绩永远是第一第二，校长见了她，永远眉花眼笑，各种先进评选，她永远榜上有名。

我们兄妹跟着她，转了“商品粮”户口，卖掉了老家的庄基地，搬进学校家属区，从此真正远离了那个曾经带给我们无数噩梦的偏僻村庄。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以浇地为名，引渠水从我家围墙下淌过，将新砌的土墙泡塌；

再不用担心，门前被人恶意用土填得老高，每到下雨天水流不出去，房间被淹得半尺深；

也不用担心，分地时会遭到各种不公与猫腻，每每被分到最贫瘠最偏远最无人愿意接手的梯田。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我爸是手捧铁饭碗的“公家人”，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较周围村民稍好一些。

我们长期被村民以各种借口借钱不还，一旦追讨就遭谩骂，我们长期被全村人排挤倾轧，没有任何理由。

若一定要找原因，那就只有一个，我们一家，是那只不愿安分守己呆在竹篓里的螃蟹，你想爬出去，其他螃蟹七爪八钳一起上，必将拽你下来而后快。

大家都被困在暗无天日的牢笼中，凭什么你们就想逃离这样的窒息与绝望？

我们出不去，你也别想走，大家你看住我，我看住你，全部在着冒着毒气的沼泽中腐烂堕落——多么可怕可悲而又阴暗的人性！

人均资源越少的地方，人越难淳朴。